谢宁:我在北京大学三十年

日志 Heiland 22211浏览 0评论

我在北京大学三十年(一)

作者:谢宁

(2014-12-17 10:26:30)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自己博客里转发的唯一一篇他人的作品,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一篇长文。这个好朋友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三年,其中二十九年是在北大历任最高领导人身边和北大学校党委核心机关任职,因此他对北大三十年来的成长历程、演进步伐、发展脉络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对北大三十年历届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颠三倒四、秽迹劣行洞察入微,铭记于心;对北大从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圣地最终蜕变成为八卦新闻笑柄的堕落过程了如指掌,铁证如山。因此,由他来为北大和北大领导人立此存照,言之凿凿,辩无可辩,堪称信史。

 

也许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值此乱世,北大还不失为一个象牙塔。但是北大人自己知道——当然除了本文作者,大家都“皇帝的新装”——,燕园只有西门外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了。对今天北大的肮脏,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届北大领导人负有不可逃脱的罪责。这些领导人在倒行逆施、祸校秧学的时候,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全然不记得中国的古话“人在做,天在看”。他们更全然不知道,他们的作恶一直在被一双锐利的眼睛一滴不露地注视着、记录着,他们毁灭北大、摧残学术、扼杀思想的罪行,注定要被钉在历史和人心的耻辱柱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至高永恒的真理,没有一笔孽债能躲过追讨:本文公诸于世的今天,正是他们遭报应的开始。前年邹恒浦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我曾对作者有以问之,作者告诉我:邹谈及的那些算得了什么?余之所知,胜彼百倍。今天这篇长文,终于揭开了北大种种黑幕的一角。接下来,我们期待着作者能告诉我们更多。

 

作为一个学生、教师、教育管理和党务工作者,本文作者在号称“最高学府”的北大学习、工作、生活、调研了几十年,深谙中国大学、中国教育的现象和实质。加上他又长于观察和思考,能从北大的丑陋万象、北大领导人的猥琐百态切入,进而揭示、批判中国大学体制的缺陷与弊端、中国教育制度的落后与低劣,并为中国大学、中国教育探索一线生机。微言大义,胜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宣言”、“高等教育行动计划”、“中国高等教育白皮书”等等的言而无信和废话连篇。

 

三十年来,进进出出和至今仍在校园中或欺世盗名、或苟活偷生的北大人,凡不下几十万众。但我相信,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人有本文作者这种观察、思考和著述。从这个角度,本文作者堪称北大历史上、特别是解放后北大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本文也必定成为北大校史上一部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经典性文献。

 

作者文学专业出身,文笔极佳。本文逻辑严谨,语言丰满,张驰有度,活泼生动,栩栩如生,让人一见难以释手,值得所有过去和今天的北大人,所有好奇、关注、崇拜和鄙夷北大的人,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前途命运的人细细品读。

 

本文原标题是“北大向何处去?”,“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是我擅自所改的标题,与作者无关。自今日起,全文将陆续登出,与大家分享。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年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年,对农村比较有感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1984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

1985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年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这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谢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年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年5月4日来到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1990年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北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实用化、功利化,管理体制则实现了彻底的行政化、官僚化。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通行规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学校行政官员的主导下,北大却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甚至还多次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等同于“跑步”,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 “冲刺入列”,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大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利益集团套取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不能和动辄获得巨额投入的大型利益集团相提并论,但目的则是相同的。再说例如铁道利益集团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毕竟还建成了若干条可以运行的高铁,而北大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整天叫嚷着“创建”出来的,他们所做的无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的环境,至于能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全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北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功利化的办学方向,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远。正如当年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遭受惨重失败一样,以“大跃进”思维提出的、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也必将成为世人的笑话。

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和几位以前在北大共事的朋友聚会,他们都非常关心北大的情况。于是我谈了北大的一些现状,这几位朋友也感到很惊诧,有人就建议我应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我听后受到启发,但估计如实地写出来发表,肯定会引起极大震动,其后果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于是我初步的设想是等我退休之后,等现在的这些人和事都过去了再写,即使我写一些客观的事实,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应该不会对我有太大影响。此后当我和北大几位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谈起这种设想时,又有人建议我现在就应该写,认为再过若干年,有的事情记的可能不会太准确了。我觉得这个建议也很有道理,于是也想过不妨先写出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拿出来。但是我本人一向得过且过,本性又比较疏懒,很长时间都没有产生动笔的念头。

这些年北大不断被所谓“负面新闻”所困扰。我平时见到一些校外的人,不管是北大的校友还是和北大没什么关系的人,都经常问我北大到底是怎么了?我一下子很难回答清楚,觉得是应该写一本书把北大的真相告诉世人。不过真正促使我下决心的,主要还是我对北大现状的愤怒和绝望,特别是北大官僚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我觉得是到了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了,不仅应该让社会公众了解北大的真相,也有必要让更多的师生了解北大的内幕。前两年我和一位比较熟悉的教授闲谈,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朱善璐要调走,竟然很担心,认为朱善璐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只能感慨北大的有些老师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实际上不仅一般的社会公众对北大了解不多,我在和许多北大的教师、干部交流后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对北大的实际状况也是很隔膜的,尤其是不了解北大的官场运作,往往是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学校的领导人。

其实我本人对北大的官场也不是很了解了。前几年我有一次路过办公楼,看见一位副校级领导走出来,秘书跟在身后,台阶下停着一辆小车。我以为秘书是跟领导一起外出的,却看见秘书抢上去打开车门,等领导坐进去后再关上车门,然后目送车子离开后再进去。我不禁大开眼界,感慨自己在北大这么多年了,在办公楼里也做过十多年秘书,却不知道秘书出来只是给领导拉车门的。我不由得回想起王学珍、丁石孙、陈佳洱等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情景,感到也有必要将我知道的北大过去的那些事告诉世人,通过北大近三十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在主要领导人身上的变化,或许可以从某些方面解释北大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由于内心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对北大的官场也进行了特别的观察,逐渐意识到这些年来北大的权力运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做事情是不讲规则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最大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现任的校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曾说过北大是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不算是官员。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官员,就是在外面的官场上,对于官员的职数、待遇、退职年龄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定,而这些官场上的一般规则在北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虽然在北大党委机关近30年了,也不禁对北大官场的实际状况感到吃惊。当然我看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于那些我看不到的,隐藏在更深处的各种利益关系、权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够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说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僚化程度,权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经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党纪国法,按照现行体制内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对于北大的现状,不仅校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较清楚。李敖先生虽然愈到晚年愈有娱乐化倾向,但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北大变孬了”还是很准确的;杜君立先生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一文中断言:“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社会舆论更是不断对北大进行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与北大过不去,而是北大的一系列表现早已引起了公愤。但是我也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北大内部虽然不乏一批忧虑学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气、有能力指出北大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校外的人虽然可以用敏锐的判断力判断出北大的状况,但他们对北大的内幕毕竟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甚至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对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历史上曾做过的那样,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让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写这本书。本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我个人的视角,对北大近三十年来主要的领导人,一些重要的人物、重大的事件,做出我个人的分析和评价,或许有助于校内外读者了解一些北大的真相。我在北大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于位置和观察判断能力的局限,我对于这些人物、事件的了解也是不全面的,肯定有一些偏颇之处,特别是对这些人物的分析评价只是从我观察到的角度做出的,不能代表他们的全貌。我唯一的优势是曾长期在校党委领导机关工作过,同北大近三十年来的主要领导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北大领导层的运行状况。书中所写到的事情,大部分是我亲历的,有些事情虽然没有亲历,但都是有可靠信息来源的,凡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凿根据的事情一概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列过一个名单,大部分是历任校级领导干部,只是有的人因为我了解不够或出于其他考虑,没有都列入最终的写作计划。我经历过的十多位党委书记、校长中,除了汪家鏐、王恩哥之外,都有专门的篇幅。汪家鏐我接触极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她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一位上层意志的坚定执行者;王恩哥任职时间不长,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还需要观察。不过他只在北大读过博士学位,到北大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不大可能对北大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上台后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非议,但愿他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当年的我是怀着一种崇拜、景仰的心情进入北大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这么30余年,我心目中的北大却离我越来越远,而一个腐败、堕落、病入膏肓的北大则愈来愈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间,让我难以忍受、艰于呼吸。北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正是这样的“清流”,而现在的北大则早已自觉自愿地融入了浊流,而且在其中兴风作浪;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鲁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收回他的这番话。现在的北大不仅不能再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向着坏的、往下的道路走,而且根本看不到底线的所在。

北大的另一位老校长胡适先生甘愿成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鸟。我虽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且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大半生都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我对胡适先生的勇气和境界也十分景仰。我曾经以“劝谏者”的口气给学校当局提出过一些意见、建议,但都如泥牛入海般地毫无声息。在北大腐朽、僵化的官僚体制面前,任何客气的劝说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必须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直斥其非的方式,或许才可以有所触动。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发挥一点作用,让更多的北大人有所警醒,让社会舆论形成一定的压力,多少迟滞一些北大不断向下沉沦的速度,我将感到极大欣慰,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的写作计划虽然是私底下进行的,但还是和校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过沟通。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他们几乎都对我表示了支持,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整体想法。特别是我的妻子马兴源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她不仅为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而且在明知道可能有很大风险的前提下仍然鼓励我做这件事,并愿意和我共同承担一切后果。正是有了这些支持和鼓励,尽管我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将给北大当局带来巨大冲击,也将立即置我于风口浪尖之上,我还是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迎接一切挑战。当然我也相信我的行为将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得到北大绝大多数师生的坚决支持。我还要感谢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又何尝不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不仅让我方便地查阅了很多资料,提高了事实的准确度,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信息的传播难以阻碍,即使我的书稿不能顺利出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广泛传播。

在正式书稿之后附录了我写的一些文章,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0年。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公开发表过,大部分是针对北大提出的意见、建议,同书稿正文有内在的联系,可以供广大读者参考。为保持原貌,我对这些文章没有再做修改。

尽管我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批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北大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思想自由,坚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优秀学者。只是这批学者在北大受到了排挤、冷遇,被边缘化,没有成为北大整体形象的代表,但他们却正是北大得以恢复传统的骨干和脊梁;同时北大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专业研究,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杰出学者,正是由于他们对科研、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极为浮躁的环境下,仍然在部分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保持了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相对领先地位。《精神的魅力》一书还收录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面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北大。张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忆》一书,在介绍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严家炎仍然有一句话“真北大不会亡”。

大概是我平时看到的北大的怪现状、阴暗面太多,可能对北大的情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厉以宁“两个北大”的观点,严家炎“真北大不会亡”的看法,又让我意识到确实还存在着另一个北大:这个北大不仅存在于那些坚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实际上也存在于许多虽然迎合世俗,但在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点理想火种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还想重新树立起在中国社会的形象,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将这些火种重新点燃,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按照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前进方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社会最终实现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付出全部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北大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挥过两次影响全局的作用:一次是正面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了新思想的策源地,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另一次却是负面的,北大前副校长郝斌在其《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认为“文革”初期的北大,是中国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是整体布局者的开局谋篇之处,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北大确实有能力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北大如果能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彻底抛弃过去的谬误,发掘出“另一个北大”的 “正能量”,还是有机会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再次改写中国的历史,成为推动中国思想、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正面力量。

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今天的北大人应该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项子明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转按:网传标题有改动。作者是81级北大人,与北大管理层有深入的了解,文章信息量极大。尤其是文章披露的95年即开始的校方组织北大女生陪唱歌以及朱善璐主动为各种权贵提供博士学位以利益交换的事情,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确实的指正。】
  
  朱善璐是哲学系1979级的学生,大约在1982到1983年之间,他是北大的校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当时在我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我这样的小干事一般是见不到的。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时朱善璐走了进来,他戴着一顶军帽,年纪看起来比我们大许多,但不记得他讲没讲话。后来我知道他是1953年生人,当时已经快30岁了。朱善璐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实际上,朱留校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世界上居然有这种职务!——编者注)任校团委副书记。
  1985年秋天新生报到入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区遇到朱善璐,他当时已升任为校团委书记。朱善璐知道我是刚到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跟我说他要去新生宿舍看一看,让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当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几个少女作家,我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只是她们虽然当时很引人关注,但后来都无声无息、泯然众人了。不过我对朱善璐喜欢到处跑、闲不住特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从1985年9.18学潮开始,北大进入了学潮比较频繁的时期。其间朱善璐先是任校团委书记,后来又接替郭景海当了学工部长,是学工口的重要干部,应对学潮应该是他的主要工作。我经常会在党委办公室看到朱善璐,不过除了那次他受到王孝庭的严厉训斥之外,我对他别的事情倒没有太多印象。1988年暑假前发生了柴庆丰事件,朱善璐处理这次学潮时累病了,听说是得了心肌炎,只好离职休息,还曾经离开北京去外地休养过一段。本来他的病不太严重,但是我听学工部的人说朱善璐病情刚有好转,就进行了跑步锻炼,想尽快恢复体质,结果跑了没几天引起心肌损伤,不得不彻底病休。这一下就休养了好几年,直到1992年前后才开始恢复工作。
  我早些时候对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经常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也能感觉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态。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的几届北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当时北大每年招2000左右本科生,研究生极少,四个年级的在校生共8000多人,号称“八千精英”,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更被视为政治明星。北大学生会一般每年换届一次,由从高到低的各年级学生依次担任主要干部:1977级是张炜担任学生会主席,李克强任副主席兼常代会会长;1978级是潘维明任主席。张炜一毕业就去天津任团市委书记,后来又做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克强尚未毕业就担任了校团委书记,不到两年即调团中央任书记处候补书记<此处作者有误。实际上,李克强调到团中央先是任学校部部长,一年后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编者注>;潘维明则接替李克强任团委书记<还兼北大党办主任——编者注>;不久调回上海,短时间内就当上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他们预测为中国未来的政治领袖,只是后来张炜、潘维明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政治舞台。到了我入校的1981年,大学生没那么稀缺了,北大学生的“精英”程度也有所降低。不过我们在入学典礼上听学工部长刘崑讲话,还是说北大学生将来是要担负党和国家重要职责的,顿时让我们十分激动,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作为1979级学生,朱善璐继张炜、潘维明之后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不过未来的政治领袖毕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再得到特别的安排。只是前面有张炜等人迅速升迁的参照,朱善璐难免也对自己抱有很大的预期。本来朱善璐生病后应该好好休息,但他却急于锻炼身体,要尽快恢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权力的竞技场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从效果上看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朱善璐病休期间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只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我去他家里送过材料,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边全斋的平房里。朱善璐笑着和我说他是“家徒四壁”,我一看确实如此,不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件家具更是十分简陋。朱善璐虽然养病,还是很关心时局,我记得也和他说了现在情况不明朗,请他安心养病的话。当时北大教职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养病,家庭经济状况自然更紧张。后来朱善璐身体恢复后当了组织部长,家里没有电话不行,但当时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五六千块,朱善璐实在掏不起这笔钱,最后听说是由单位出钱给他装了电话。
  朱善璐毕竟是学生会主席出身,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平步青云,但从政的起点还算比较高,又当过团委书记、学工部长,所以他恢复工作后就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升任为校党委副书记。朱善璐当了副书记之后,我作为党委秘书对他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书记后主管学生和组织工作,这两项工作事情都比较多,以往是由两位副书记分别主管的,朱善璐却是一身二任。学生工作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朱善璐上任时学潮的余波犹在,凡是涉及到学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视,朱善璐自然要竭力表现;组织工作则要面对全校上百个院系、部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几乎随时进行,更是一项头绪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处理好主次关系、轻重缓急,而且善于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老兄对待工作却是从来不讲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乱。
  我在朱善璐身边时发现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时间观念,他每天都从早到晚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或是开会,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完,后面的时间就到了,于是不断往后拖延。那时候校领导们没有专车,朱善璐外出时让我向车队要车,例如他要求司机下午5点来接他,但是到了6点,他前面的日程还在进行中。如果偶然几次这样倒也罢了,但朱善璐却从无例外,推迟一小时出发对他来说算是基本正常,往往还要继续拖延。等候的时间长了,司机们也会烦躁,我经常要向上来询问的司机解释,他们也只好叹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约好了或临时来找朱善璐,但他又往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传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明随时看到他进进出出,但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话的时机,或者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好容易看他谈完了、打完了,我正想上去说话,他又急着赶往下一场活动了。就这么过了三五天或者更长时间,我硬是和他说不上话,如果事情没那么要紧,也就只好拖过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为之的一面。虽然他负责的头绪比较多,但也到不了需要没日没夜的程度,他这样做更多是在显示一种姿态,显得他比谁都忙,比谁都投入,以此获得领导上的好感和赞赏。当然思维上的混乱、能力上的不足也是造成朱善璐忙乱不堪的重要原因,例如他和人讲一件事情,能力强的领导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他可能要反复强调半个小时,他打一个普通的电话往往就需要很长时间。我曾听见他和时任团委书记王登峰通电话,听见他交代召开学代会、研代会的事情,说要把这两个会开成团结的会、向上的会、鼓劲的会等等,一下子说了有五六个词。我记不住那么多,总之都是些社论上的语言。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点是非常热衷于拉关系,尤其是喜欢和领导人拉关系。有时候他的办公室堆得东西太多,我作为秘书只好帮他清理一下,时常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领导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过某些省委书记、省长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时往往主动去找当地省级领导,他毕竟是北大的副书记,这些领导一般也会给面子。1995年暑期朱善璐带学工口干部去辽宁葫芦岛市考察,我也跟着去了,参加考察的人分乘一辆大巴和一辆中巴从学校出发。我们一到葫芦岛市界,就有地方上的官员来接,还享受了警车开道的待遇。那次出行我沿途在一些市县交界处,经常看到有小车停在界碑前,有时还有警车,小车上的人分别下车握手,或是欢迎,或是告别。我才知道官场上的很多迎送,已经不在政府所在地了,而是延伸到了其管辖的边界上。我们在葫芦岛市也得到了当地高规格的接待,每到一处食宿条件都很好,朱善璐善于拉关系的特点确实发挥了作用。回京时路过某驻军部队所在地,大概也是朱善璐事先联系好了,我们在部队营房住了一夜。为了给我们腾出住宿的地方,士兵们出去拉练了,第二天上午还安排我们打了靶。总之我们在朱善璐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完成了这次考察,至于都考察了什么内容我倒是没有任何印象了。
  大约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职位差不多的各地官员。学习期间朱善璐回来说要带班上的同学到北大参观,让我联系安排了参观路线。参观当天他向任彦申汇报了,说带党校的同学来北大看看,这些人以后可能对北大有帮助。任彦申说了一句那有什么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什么事,让我先带他们到各处参观,晚上在勺园餐厅用餐时他再过来。晚饭开始时朱善璐还没有到,但他让学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饭后陪着唱歌。结果我们在包间吃饭时就到了一拨女生,我只好出来让餐厅拿一些饮料让她们在外面等,不想等我们吃完饭后又来了一拨女生。大概是学工口之间没有协调好,分别安排了两批女生前来助兴,最后只好让两拨女生都进来了。不过这批官员们还比较收敛,倒是没有看到他们对北大女生有过分的举动。
  那天朱善璐席间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说你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北大没什么资源,不过各位如果需要拿个什么学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那时候许多官员已经热衷于读学位了,我多次听到朱善璐接待各类官员时,都要向他们表示说北大可以帮助拿学位。其间他本人也读了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没有硕士学历,是直接读博的。朱善璐回北大任党委书记后,我在一次会上听他说他的博士学位没时间读,后来看到社会上对官员读学位有很多批评,他觉得自己再读下去不合适,就主动放弃了。
  1996年暑假前后朱善璐调任为海淀区委副书记,他临走前北大学生中有一点动态,具体是什么事我记不清了,无非是涉及到了稳定。当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发话说让朱善璐先不要上任,处理好北大的事情再走。有了高层领导的指示,朱善璐立刻兴奋起来,加班加点,大会小会上进行布置。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无法就是反复强调北大要稳定之类的话,有的会上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其间我和党办副主任李宝珍在办公楼前遇到一位系总支书记,他大概是连着听了几次朱善璐讲话听烦了,和我们说能不能劝劝老朱,讲话不要那么啰嗦了。我们也只能表示无奈。
  朱善璐对于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极其重视的,“唯上”是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个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消市委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时曾考虑过要一并取消。有人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改名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后来又更名为教育工委。我和这个部门断断续续打过近30年交道,虽然他们的名称、人员已经多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有一点小事被他们知道了,一定要寻根问底,上纲上线,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蚂蚁当作大象。然后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北大做工作,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钻,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让人难以接受。假如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他们一定会选择其中最简单、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矛盾的方式,至于“做工作”的实际效果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就亲历过有人不过是略有一点想法和动向,被他们要求不断“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彻底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不光是教育工委,许多党政部门在处理思想动态、安全稳定问题上几乎都是这种思路,结果都是不断激化矛盾、制造对立面。
  有一次教育工委还不知道北大的某件事(具体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朱善璐却要主动汇报。我平时写这类材料早就写烦了,向朱善璐抱怨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汇报吗?朱善璐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件事)汇报了,出了问题就没有我们的责任,要是不汇报,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后来朱善璐当了教育工委的书记,我认为倒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安排,他们之间可谓相得益彰,朱善璐肯定会对教育工委的风格完全接受并发扬光大的。
  朱善璐离开北大后,先是当海淀区委副书记,后来当了书记,然后做了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那些年我基本上没见过他,只有一次我去家园食堂吃饭,意外地看见朱善璐一个人坐在食堂的一角,看样子是在这里刚吃完饭。我想和他也没什么可说的,就不必过去打招呼了。北京奥运会前我在学校新闻网上看到朱善璐来北大体育馆视察,这个馆将举办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当时刚刚建成。我看到报道上说朱善璐指出乒乓球馆的建设要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感到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朱善璐还是没有什么长进,还是只会讲一些官话套话。再说乒乓球馆已经建成了,这些话也不适合事后才讲吧。
  此后不久看到朱善璐调任为南京市委书记。我觉得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又很喜欢揽事的官员,在教育工委这类政工部门干能量还有限,到了南京这样经济发达,又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腾起来的代价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2011年我见到任彦申时听他说过:朱善璐喜欢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难倒是很热心,提什么要求他都满口答应,但是回去后他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市委书记说话不算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他答应为某人解决住房,但是按政策又无法落实,市里只好买了一套房子替他圆场。另外2013年落马的季建业,就是在朱善璐任市委书记时当上南京市代市长、市长的。以朱善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季建业违法乱纪、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或许难以明察,但是他总不会不知道季建业在南京砍梧桐树,大拆大建,大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吧。不过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在热衷于政绩工程方面他不会和季建业有多大区别。
  
  北大党委书记在闵维方任职后期就一直传说要换人,但是等到很多人都不耐烦了,新的书记人选还是没有浮出水面,据说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当然在现有的干部体制下,北大的书记、校长只可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想选出众望所归的人选并不比中彩票的概率更高。虽然我早就对任何一位新任书记、校长不抱期望了,但是当我听说朱善璐要回北大任党委书记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对朱善璐有一定了解,知道他思维层次非常肤浅,做事情没有任何章法,由他当北大的一把手,只会让北大乱上加乱。我当时就说恐怕过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会念闵维方的好,起码闵不至于整天折腾。我还和同事们说最好不要让朱善璐关注我们,任何事情汇报到他那里,没有他不重视的,但也没有他真重视的,如果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就会让我们非常忙乱,而这种繁忙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快我的这些看法就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计。
  朱善璐当副书记时毕竟资历还浅,北大的官场风气也远没有现在浓厚,再说他不是北大的最高领导,虽然能力差一些,讲话啰嗦一些,毕竟还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当过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已在地方官场上历练多年,虽然还是没学到什么领导艺术,但毕竟体会了一把手的权力滋味;同时北大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完全唯领导意图是从的官僚化体制,学校的整体氛围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
  同以前一样,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没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预定的日程说变就变、随时在变,不到最后时刻都无法预计。以前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让我通知开会,如果交代的比较早,我多半拖几天再通知,他经常会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的朱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迟开几次会的那点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计划去香港,日程、机票都定好了,统战部长也要随他出行。本来他们预定在某个周三出发,到了这周周一上班时,我听部长说他们不去了。朱善璐这次去要会见曾荫权、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为北大捐款2亿元建起了人文学苑,曾荫权本来没必要见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见到特首。于是北大外事部门动用了大量关系,终于安排了他和曾荫权会面,但谁也没想到朱善璐突然决定不去了。据说外事部门的人一闻此讯,连“跳楼的心都有”。北大对外交往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失礼的情况,外事部门只好给港方人士一个个发函致歉,并多方设法补救。朱善璐取消香港之行并非遇到什么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后几天他的活动安排,他是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参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动,其间见到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只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朱善璐虽然善变,但有一点他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以结识、会见各种高官、政界名流为最大满足。大概朱善璐认为汪洋比曾荫权官大,所以他为了见汪洋而可以不见曾荫权、李兆基,这样在别人看来极为反常的事情对朱善璐来说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听说他还让外事部门给他安排会见克林顿、潘基文,外事部门也颇感为难,姑且不论他见克林顿、潘基文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是和克林顿的见面费就需要一笔不少于1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钱从哪里出?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他见了克林顿。朱善璐实际上是以北大的地位、资源满足他追逐高官、名流的个人愿望,他唯一考虑只是他们的地位和名气,为此他可以改变所有的既定安排。
  2012年暑期统战部组织了一批党外人士去江西考察,行程已经安排好了,朱善璐得知后表示他要和党外人士在井冈山开一次座谈会。为了满足他的时间计划,我们只好改变原定行程,退掉已经订好的车票,把原打算第一站到的井冈山改为最后一站,另外让几位不参加考察活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专程飞赴井冈山,参加为期半天的座谈会。这类座谈会朱善璐上台后我参加过几次,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讲一些大话套话,其他人只需要附和着表几句态就行了。就是这样一次毫无意义的座谈会,我们不得不为此改变既定行程,付出更大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只是为了满足他又一次的个人表演。而且朱善璐当时还要求第二年的考察必须去延安,别的地方都不行,于是党外人士2013年只好去了延安,所幸的是这一次他本人没有去。
  2013年上半年朱善璐让我们筹备召开全校统战工作会议,说是要重视统战工作。其实重视不重视根本不在于开会,做一件实际重视的事情可能比开十次会都有用,但是朱善璐的重视却只有开会。朱善璐当面和主管副书记、统战部长确定了会议日期。我一看时间已经很紧了,对他的善变也有些麻痹了,就马上预定了会场并交了押金,与此同时我们向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等部门发出了邀请。但是会议临近时朱善璐又决定推迟召开,于是预定的会场只好更改,押金也打了水漂,只能等着他重新确定时间,将会议的组织工作再做一遍,而且一直提心吊胆地怕他又变。总算会议时间没有再改,我们一直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
  我所在的统战部不过是北大很小的一个部门,朱善璐过问的时候并不多,都要被他折腾的手忙脚乱。全校有上百个院系、部门,他又喜欢到处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动因为他而被搞得人仰马翻。当然最辛苦的还是他身边的秘书和两办的工作人员,朱善璐的活动安排经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觉之外从不休息,但也从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时间,这些人只得没日没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员住的远,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的年轻人该恋爱的不敢谈恋爱,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专任秘书更是累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轻的同时做他的秘书。其他校领导、有的部门负责人据说夜里十二点前都不敢上床睡觉,听说杨河十二点以后就接过他好几次电话,但没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让人安宁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风格,北大许多部门都需要增加编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因为他而产生的各种效应肯定会对GDP的增加有所贡献。
  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情”,而是喜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是朱善璐主持起草的。他先是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提出建议,为了替统战部应景,我也以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五千字为例,建议党代会报告不要写得太长、面面俱到,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建议对他毫无作用。此外他还要求一批批、一遍遍地开座谈会,光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报告稿完成后,他又多次要求征求修改意见。报告稿洋洋3万多字,比十八大报告,比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要长,办公室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印刷。到了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朱善璐再次要求征求意见,而且必须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那天是休息日,又遇上下雨,我只好赶到办公室一个个打电话,或者请党外人士自己来拿,或者找人送去。对于这样一篇冗长、空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报告,还非要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再走一遍形式。我不知道朱善璐是诚心征求意见还是有意折腾人,不过这样倒符合他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一贯风格。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偶然接触一下朱善璐,可能会觉得他对人很热情,讲话也有点激情,他能够将官面上的话变成自己的口语,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多听他几次讲话,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场合,对待什么问题,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话,表面上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空无一物。
  朱善璐喜欢开会,喜欢讲话,喜欢做批示。他的批示我以前就见过很多,往往从头批到尾,洋洋洒洒,几乎占满了所有的空白处。现在凡是他的批示下来,办公室还要专门打印一张“领导批示誊清件”,以便他那些冗长、杂乱的字迹能让人看清。朱善璐更喜欢会见领导人、各界名流,喜欢到处察看。从好的方面讲,朱善璐确实有深入基层的一面,闵维方当了9年半党委书记,但从来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朱善璐上任后来过不止一次。朱善璐对工作似乎是非常投入的,他有时一天要安排二十多件事,每天不到深夜是不会回家的,不仅周围工作人员忙的团团转,据说连他的夫人也无法适应。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用。胡锦涛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既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现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首先,如果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下,像朱善璐这样早就引起过很多非议,而且思维层次和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适合安排到南京市委书记、北大党委书记这样重要位置上的,尽管他对自己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处在毫无监督、毫无制约的环境中。他们说任何话,做任何决策,一般都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北大虽然是一所大学,实际上早就彻底官场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如果北大的领导层比较正常,朱善璐许多荒唐的讲话、决定是会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荫权的会面,应该有人劝阻他不能这么做,但遗憾的是北大领导层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朱善璐这类官员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非常任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阻止,他也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北大的一些同志对朱善璐的做法实在有些忍无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敛,连我都能感觉到学校里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在我们举办的统战系统2014年新年联欢会上,虽然总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讲话,全然不考虑他的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不顾及(其实他根本觉察不到)会场上普遍的厌烦情绪。今年五四习近平同志到北大考察,座谈会上让朱善璐发言控制在10分钟,但他还是足足讲了20分钟;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宋楚瑜安排的招待宴会上,宋楚瑜作为主人讲了半小时,朱善璐则喧宾夺主地讲了45分钟。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确实没有其他嗜好,特别是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新闻,他似乎也没有明显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更多的利益。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朴素、比较随和的,按一般标准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清官。虽然人们都痛恨贪官,那些贪官们一经暴露几乎无不是财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却感到了一些迷茫。他确实既不贪、又不色,我甚至假设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点色,有限度地谋取一点个人利益,只要不像动辄富可敌国、情妇成群的大贪官们那么过分,或许能耗费掉他的一些多余精力,可能还比他这样整天折腾的破坏性更小一些,浪费的资源更少一些。其实早在朱善璐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位车队的司机可能是被他折腾的烦了,这位司机平常就爱说点怪话,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跟我说:你回去告诉朱善璐啊,让他晚上多陪陪老婆。原话的口味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位司机的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季老
  
  在北大只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季羡林先生。季老不仅在北大人人皆知,就是在国内的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只要说起季老的大名,几乎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和季老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不乏一批大师级人物,但能够有季老这样的知名度,得到季老这种政治礼遇的,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季老有这么大的名气,首先应该和他的资历、背景有关。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大集中了全国人文社科界最多的著名学者,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评定的北大一级教授中,季老是最年轻的一位。其他人大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先后去世,1997年陈岱孙先生去世后,北大的老一级教授就只有季老一人了,全国范围内有这种资历的学者也属凤毛麟角;其次,许多大学者一辈子从事的都是高深的学问,普通人自然不懂,无从了解。季老的专业研究如梵文、巴利文虽然没多少人懂,吐火罗文更是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能懂的文字,但季老又善于写散文,很多人读过他的散文作品。他还写过《牛棚杂忆》、《留德十年》这样颇有些影响的书,一般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了解季老;再有,季老受到的政治礼遇极高,他去世前几年住在301医院,温家宝总理几乎每年都去探望,前后去了五次;还有季老的家事,如他和儿子的关系,关于他遗产的纠纷等等,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无形中也使得季老名气大增。
  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的,那时候北大的前辈学者还有不少,季老只是其中之一。印象中我也听到过季老的一些逸闻趣事,例如说有新生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以为是学校的老工友,就委托他照看一下行李,开学典礼上才知道他是时任副校长的季老。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校党委当秘书,季老那时已不担任副校长了,我也极少能看见他,但我经常会在办公楼看到李玉洁女士,听人说她是季老的秘书。我心里还有些不解,当时王力、冯友兰这些老学者还在,但没听说他们有专职的秘书,另外我以为秘书应该是像我这样年轻的,而李玉洁看起来差不多是退休年龄了,因此对季老的特别之处留下了一些印象。不过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些年里,一直没有和季老有直接的接触,也不知道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我早晨上班时经常会在图书馆北边的路口遇到季老,后来看到有报道说季老为了写书,每天都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不记得季老的夫人是哪一年去世的,就在我时常遇到季老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早上似乎天气不好,好像还点下了点雪,但我仍然在路上遇到了季老。我记得那天到办公室后,听同事说季老的夫人去世了。我当时很有些纳闷,为什么季老在夫人刚刚去世时还照常外出呢?后来也看到有报道以敬佩的口气说季老一心扑在研究上,夫人去世时仍然坚持工作。我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了解了一些季老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季老去世后看到他儿子季承的说法,才算解开了当年的疑惑。
  我直接和季老的接触大约只有两三次。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最高领导人忽然对北大的百年校庆异常热心起来,先是于4月29日来北大“暖寿”,又于5月4日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我私下里曾有一种看法,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总理,又是要闯“地雷阵”、“万丈深渊”,又是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一时风头正盛。最高领导人有意为北大造势,是否还有更深层的考虑?毕竟朱镕基和最高领导层的几位清华校友都颇为引人瞩目。当然我只是妄加猜测,不过有人以朱镕基出席校庆大会看起来似乎不愉快,对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认可。
  “暖寿”当天在勺园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由北大老中青三代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以季老的资历和名望,自然要躬逢其盛。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说最高领导人一见季老,即说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的客气话,足见季老的分量之重、名望之高。季老当然要在会上重点发言,不过我听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季老那天的发言比较一般。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有关报道,季老大概说了两个意思:一是人才培养要注意文理并重,二是要采取措施避免人才流失。季老是座谈会上辈分最高的“一老”,其发言确实未见出彩之处;反倒是参加座谈会的“一小”——法律系女生李岭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她将北大学生的状态概括为三句话:学习上勤奋努力,生活上丰富多彩,政治上积极上进。并表示爱祖国、爱北大,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联在一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实在是佩服这位小女生对北大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意图的把握能力,果然她发言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带头鼓掌”。
  最高领导人亲临北大是一件大事,按照惯例要马上报送北大师生的反映,上面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催问了。我当时在党委研究室工作,和几位同事分头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季老的看法自然是首先需要了解的。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季老家,记得是李玉洁接的电话,她听明白意思后说季老已经睡下了,不便再让他起来。当时在场的领导们也只好作罢。但过了不长时间,季老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季老还没有睡着,询问了来电情况后亲自回了电话。我做记录时感觉季老很激动,他说这是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北大,意义十分重大,其他的话我记不起来了,基本上都是这类意思。通话过程中季老激动、兴奋之情始终溢于言表。
  我还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触是在1999年底。当时我的大学同学曾楚风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因为马上要进入21世纪了,他们想请一些名人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展望。季老是北大辈分、名望最高的学者,于是找到我希望能请季老谈一谈。我和李玉洁联系后征得季老同意,于是陪杂志社的几个人到朗润园季老家中拜访。我是第一次进季老家,看到季老家里的摆设十分简朴,家具都比较老旧。季老应该是刚吃过午饭,桌子上还摆着一些没吃完的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饭菜。我们还未坐定,就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上看到电影明星许晴的照片,季老爱猫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许晴抱着季老的猫拍的。我们都有些好奇,我感觉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们询问,果然曾楚风刚一开口,季老马上就用十分愉悦的口气说:噢,那是许晴。进一步解释说是他的学生刘波正在和许晴恋爱,是刘波和许晴来家里时拍的。
  刘波其人此前我见过,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许晴恋爱,只知道他是诚成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可能也受过季老的指教,所以对外说他是季老的学生。刘波曾策划出版过一套影响不小、售价很高的《传世藏书》,并请季老任主编,不过季老自己说他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刘波还出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以季羡林为名的研究基金,我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基金成立仪式。经季老解释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富商,一位是当红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当然也可以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几分自得。至于听说刘波和许晴分手,破了产并跑到国外,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但是当问及季老对21世纪的看法和展望时,我却不禁有些失望。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大学者,又是一位饱经风霜、年近九旬的世纪老人,我以为季老理应对新世纪谈出一些深邃、独到的见解。但季老似乎没有多少想说的话,经曾楚风他们一再恳请,也只是简单地谈了一点看法。或许是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季老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感觉是像我这样学识、阅历都非常浅的人也能认识到的。后来我从季老的文章里看到他对21世纪做过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梦游21世纪》一文中就写到:“我梦到,我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饭……”。诸如此类的一些梦想和期待,作为一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还充满着各种问题和冲突,人性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梦游”。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确比较有限。例如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前辈学者,无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贡献卓著、影响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见解恐怕就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达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季老毕竟是这个时代年龄最长、辈分最高、名气最大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阅历、身份、影响力,完全可以对这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发表更深入一些的见解,他也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季老显然离这样的期待相距较远。
  对季老的专业研究我是一窍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不是太多。我认为季老的散文是写得不错的,例如写胡适的,写胡乔木的,虽然不见得全面,但写出了很多真情实感,文笔也比较质朴。我曾听王学珍说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远不是最重的,《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这本书最大的不足,还是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浩劫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类似缺憾,对于德意志这样一个科学和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没有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发表了一些观点,例如他讲过“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将迎来东方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复兴”;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虽然长期占据主流,但将会逐渐让位于东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博大精深的东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过总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启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公认的普遍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是否急于期待东方文化的复兴?我曾听汤一介先生明确讲过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学习西方文化。我对季老的见解比较认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积多年阅历的一些经验之谈,例如他讲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倒是很让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后我因为要编写北大统战史略,偶然在统战部的档案里看见一份1950年代有关季老的材料。当时季老40多岁,任东语系主任。材料里有两点评价我还有印象:一是说季老比较好名誉,什么荣誉都要争,如果西语系受了表扬,他就会比较介意;二是说季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长期把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不接过来,想和妻子离婚,又不好意思提出来,毕竟是妻子多年承担了家庭责任。季老和夫人的关系从季承的说法里得到了证实,虽然材料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但这两点评价应该是大体不差的。季老去世前几年,忽然提出要辞去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博得了舆论的不少好评。但北大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季老获取名誉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这种看法,不过季老好名誉的特点看来北大有一些人还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事件,不断形成热点新闻,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先是钱文忠以季老的“关门弟子”自居,给季老行跪拜大礼,着实炒作了一番;然后又传出季老收藏的书画“失窃”,时任秘书杨锐被停职,此事甚至惊动了温家宝总理;再有季老13年未见面的儿子季承回到他身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情节。2009年季老逝世后,围绕季老的遗产季承和北大发生了持续纠纷;季承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间还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盗等事件,整个过程颇似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对这些事情我了解的有限,谈不了多少看法,不过在季老的遗产问题上倒是有些话想说。据说季老早就表态将他收藏的字画等文物捐给北大,季老毕竟是耄耋之年,生前最后几年一直住在301医院。北大校方早就可以根据季老的愿望,请季老立下有效遗嘱,将文物移交给学校妥善保管起来,其实北大图书馆就有季老的工作室。但是北大校方却一直不作为,似乎季老可以长生不老下去。在季承回家之后,虽然季老和儿子之间有过很深的隔阂,但面对的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儿子,季老不再明确表态将文物捐赠给北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只是季老去世后其遗产纠纷愈演愈烈,对北大和季老的名誉都有不小损害,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季老愿意看到的。另外季承的书我没有看,不过主要内容也有所了解。虽然季承的做法让很多人难以接受,认为他损害了季老的形象,但也有不少人赞许季承不为亲者讳的勇气,是讲了真话的。
  季老愈到晚年名气愈大、影响愈大,所谓树大招风,可利用的价值自然也大。刘波、钱文忠等人可能都听过季老的课,但是“亲授弟子”、“关门弟子”之类恐怕是谈不上的。季老的秘书中我只认识李玉洁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洁一起去机场接从韩国访问归来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长,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谈,感觉是一位干练、直爽、风风火火的老太太。李玉洁长年照顾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视为是季老的家庭成员,那一次我带《今日名流》杂志社的人去季老家,他们都以为李玉洁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党委统战部搬到燕南园53号办公,紧邻54号李玉洁家,但我只见她回来过一次。为了翻建53号小楼,施工部门在54号东侧搭了几间临时建筑,没有及时拆除。李玉洁看到后大为不满,不仅骂施工单位,也高喊着让统战部长出来,后来干脆找来一帮人把临时建筑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见了很多世面,口气、脾气都大了许多。我不了解李玉洁等人对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边一批人的包围、影响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后,各种宣传、介绍、回忆、评价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触十分有限,本来是没有必要再写这些文字的。不过季老毕竟名气极大、影响极大,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辈学者,我也不能不对季老有所关注。尽管我没有能力对季老做全面评价,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点季老的事情,把我对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诉世人,或许能对人们了解季老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他在梵文等领域的造诣、贡献、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刻苦、勤奋早就被奉为学界的典范;季老还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响,不乏许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阅历、影响,他没有对时代、社会发出多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声音,而是比较顺从、配合,充当了某种适应体制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应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虽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远不能称得上是伟人,尽管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伟人,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是伟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是北大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辈学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同样是盛名之下,被许多社会公众还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实早就彻底依附于体制,整体上失去了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何况在今天的北大,能够达到季老做人、做学问境界的学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此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作者谢宁,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文中记述了他对八十年代以来历任校领导的印象,此处仅截取有关丁石孙的一段。照片来自网络,与谢宁原著无关。

 

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前我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石孙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参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我也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经关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太费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南门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讲话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的,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苏给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1985年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北大校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有一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哮。后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上,不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聊,他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由他介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对学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郝斌在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何东昌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北大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出面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都会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应对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处理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季羡林)虽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讲到1986年冬天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乔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干部对学潮的看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工作,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学潮的做法不赞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为北大的事情开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会;我记得中文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要求思想统一、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论,但估计他总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公室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石孙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严之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明显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过公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担任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丁石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多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北大向何处去?

前言

我对北大最早的印象可能是来自于“梁效”。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也要不断受“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教育,“梁效”的大名早就耳熟能详了。开始我以为“梁效”是一个人,后来才明白是北大、清华两所学校大批判组的笔名,由此知道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上中学以后高考开始恢复,北大更是成为了无数学子无限向往的地方。记得高一时我去一位同学家里,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年轻时佩戴北大校徽的大幅照片,顿时非常羡慕,似乎也憧憬过自己能否戴上北大的校徽。不过那个年代信息比较闭塞,我根本估计不出自己就读的中学和我本人的高考竞争力,北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1981 我参加了高考,我们那时候是估分填报志愿的,我感觉考的还不错。幼年时我曾在关中农村的外祖母家生活过几,对农村比较有感情,当时还很有些想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于是考虑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选择。就在交报名表的当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有事来家里,他顺便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情况,建议我第一志愿应该报北大。因为这次偶然的到访,我临时改变了志愿,分数公布后我的成绩位于陕西省文科类考生前十名之列,这样我就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考上北大的确给家人带来了荣耀,也让我异常兴奋,开学报到前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带着激动和疲倦,我和几位一起考上北大的同学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在火车上我和另外两位男生也没有合过眼。我们是清晨不到5点下车的,出站后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处,此后聚集在接待处的新生越来越多,但是一直等到早上7点多,才看到学校派来了两辆迎接新生的大轿车。由于车少人多,所有的新生都往上挤,混乱中我们帮同来的两位女生挤上车,把随身行李也塞进去了。我和两位男生没有挤上去,只好摇摇晃晃地乘了2个多小时公交车,才终于来到北大。进校后我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等把托运行李都搬到老旧的宿舍后,却看到地面、桌椅、床铺上全是白灰,显然是粉刷后没有清理。我虽然疲惫的只想睡觉,也只能和室友们一起打扫,直到当天晚上才基本上收拾干净。

北大简陋的物质条件让我从对大学生活的极度憧憬中感到一些失望,大概是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很多,学校没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堂的伙食也非常简单,记忆比较深的是大一时每天晚饭只有“肉末白菜粉”一道菜,就是把肉末、白菜和粉条炒在一起,一毛钱一份,主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我们需要排半小时队才能打到饭菜;浴室则更为简陋,全校只有一处破旧的公共浴室,洗澡时人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大讲堂那时候还没有座椅,报到时每个新生交几块钱押金领一个方凳,新生开学典礼我们就是拎着方凳去参加的。如果想看电影,也是拎着方凳到大讲堂,或者拎的更远去东操场看露天电影。

虽然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很快还是感觉到了在北大上学的优越之处。入学后没几天,我们中文系新生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鲁迅诞辰100周 纪念大会,见到了除邓小平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聆听了胡耀邦总书记激情澎湃的讲话。尽管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实际上是去“填座位”的,但当时却让我有了一种“通天”的感觉,似乎和最高层的距离很近。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地学生而言,如果不是上了北大,中央高层领导可能永远都是神秘和遥不可及的。至于各种名人我们见的就更多了,那时候北大整天有各种讲座,各界名流经常来北大讲演或参加活动,而且大都是学生们自己请来的。名人们一般也会给北大学生面子,很愿意来北大,很希望在北大得到认可。不过北大学生可能是见过的名人太多,名人们如果讲的不好,经常会得到鼓倒掌和嘘声的待遇,或是干脆大批地离场,让名人们很是下不来台。此外北大学生还经常能请到各类文艺团体来学校演出,国内一流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过北大,有的来过多次;有些热门电影的首映式也是在北大举行的,我才知道那些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演员,其实近距离看时往往并不起眼。

那个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1980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1981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1984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1981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

1985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选择。大概是我平时表现出了一些对政治问题的兴趣,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问我是否愿意去校党委工作。前任党委秘书哈伟就是中文系1978级的,他要离职深造,党委办公室希望再找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接替。我一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明确规划,不清楚到底什么职业适合我,可供选择的其他要人单位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于是想着先留校工作也不错。这样19858月我就到校党委办公室报到上班,身份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位党务工作者。

1985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1989 的政治风波。在这几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89 的政治风波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政治风波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区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我虽然一直身处其中,但是也难以对它的发生发展有完整清晰的认识。

我并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多么完美,当时的北大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弊端,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总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师生们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厚的。1988北大90周年校庆时,北大出版社出版了《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文系冕教授在其中《永远的校园》一文充满诗意和激情地写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冕教授对于北大精神的概括或许有些溢美之处,但至少是体现了北大的一种传统,一种长期追求的境界。

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其实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同北大学生就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不了解学生群体的状况,但是又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他们的变化。当然学生群体的变化也是逐步的,当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心不被鼓励并受到限制之后,自然就会把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经过长期的教育引导,北大学生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以配合学校官僚们的表演,可以充当表达官方意愿的工具,但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我曾看到过一篇署名老愚的《面试研究生》的文章,作者曾面试过一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研究生,从求职简历看上去个个可谓人中翘楚,博学多识,但面试的结果却让作者“不由自主地崩溃了”,认为他们“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虽然作者遇到的学生可能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现在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基本上都是大批量地培养着这种类型的学生。

其实一些重要领导人对北大、对北大的学生还是寄予很大期望的。1988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曾去过位于台基厂的彭真同志住处,取回了彭真为北大的题词。我记得题词的大意是希望北大要继承优良传统,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2010 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北大,当温家宝和北大学生见面时,一再表示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北大学生应该懂“科学民主”四个字,他要求同学们讲真话,不要怕讲错话。在场的北大学生却无一人理解温家宝的苦心,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人曾做过统计,温家宝2010 讲过六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也许会在北大就政治体制改革做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北大学生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温家宝失望之余,只好说一问周围的同学都是学生干部,不用说都是学校安排的。其实就是学校不做任何安排,其他北大学生也不会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来。评论家何三畏先生就此写了一篇《让人绝望的北大学生的提问》,对北大学生的现状进行了准确评论。不知道是对北大的失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温家宝离任前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重要演讲,当温家宝阐述着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时,又不知道会有多少北大、清华的学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在我即将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20145月4日来到北大,向北大师生提出了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对北大学生一向是看重的,早在1990暑期校团委组织学生去福州市社会实践时,我曾随队前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座谈交流。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己下乡插队等实际的经历和体会,对北大学生给予了关心和期望。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5次来北大,他提出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有针对性的,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实用性、功利性的教育,现在的北大学生还能否理解这些价值的内涵,能否承担起这么大的期望?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怀疑。

 

 

任彦申

 

 

 

我认识任彦申的时间比较早。1985年“918”学潮之后,大概是上面要调查了解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于是由刚从清华大学调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的任彦申带队,带了几个干部来北大调研。他们具体是怎么调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负责安排他们在勺园的食宿。这次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至少有一两个月吧,任彦申走的时候我到过他的房间,他把几个人应付的伙食费交给了我。勺园是当年北大接待客人条件最好的地方,虽然是公务活动,但按当时规定个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费,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块钱。此后的几年里学潮不断,任彦申应该还会经常来北大,但那时候来北大的大人物实在太多,我没有对他有特别的印象。

 

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我记得任彦申多次来过北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风波平息之后,他有一次在办公楼礼堂给北大学生作报告。任彦申确实很有口才,讲话很生动,他虽然是力图说明平息政治风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气并不强硬,不是用官方的大道理教训人、吓唬人,而是试图以他的见解说服学生。我记得他讲了政治风波期间的一些情况,例如讲到虽然宣布戒严了,但其后的一段时间并不是解放军在戒严,实际上是学生戒了严。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这种掌声谁都能听出其特定的含义,任彦申当然不会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这种掌声的鼓励,越讲越有精神,不断得到许多热烈的掌声。

 

到了1991年初,上面调整了北大的党委班子,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鏐兼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汪家鏐主要还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来北大一两次,对北大的日常工作过问不多。但是任彦申迅速地进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觉到他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做事很干练,讲话、写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彦申和我说过,本来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区当区长的,由于北大当时的特殊情况,才被点名调到北大,以加强北大党委的班子。任彦申到北大后一直很活跃,经常讲话、作报告。我那几年身体不好,也很少参加学校的各种会议,直接听他讲话的时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讲的主要还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那一套观点。任彦申对于形势的判断力比较强,对上面的意图领会的比较深,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最受重视,任彦申兼任了北大党校的校长,还在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基础上筹建马克思主义学院,并自任第一任院长,加强对北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

 

任彦申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不过真正体现出他这方面能力的,还是在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之后。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舆论气氛大变,继续讲“姓社姓资”那一套肯定不合时宜了。1992年年中我听过一次任彦申的报告,主要是讲解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但他不是单纯地解读南巡讲话,而是把邓小平政治风波之后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和南巡讲话做了对比,认为这两个讲话都非常重要。他说邓小平如果政治风波之后马上讲南巡讲话的内容就会不合适,而如果南巡讲话时还是讲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些内容也不行,就会不符合当前的形势。所以这两个讲话在当时背景下都是非常恰当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样任彦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后不一致之处,不露痕迹地将他的立场、观点迅速转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任彦申的兴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识形态领域了,而是适时地转向了经济领域。不过他对舆论宣传工作仍然很重视,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第二天,北大经济系教师解万英跳楼自杀,后来有一家经济类的报纸(具体是哪家报纸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经济信息报》)以《北大教授跳楼记》为题,对这一事件做了长篇报道。任彦申大发雷霆,将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找来训话,我刚把他们领进任彦申的办公室,就听见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说这几年好容易把北大稳定住了,但你们的这篇报道又把北大“搞乱了”;还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中文系教师韩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归来》。这篇文章我当时也看了,我认为韩毓海到北大的时间不长,对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较表面化,不过内容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彦申这时候已经当了党委书记,他对韩毓海的文章非常恼怒,他是否当面批过韩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有关负责人被叫到北大,受到了任彦申的当面斥责。

 

1992年之后,任彦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尤其对发展校办产业非常热心,应该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的,并一手促成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北大资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墙引起了舆论的不少非议,当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误解,北大倒不是不要围墙,而是在围墙的位置上建商业用房。另外北大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搞一些商业开发,确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彦申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任彦申对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也极为重视,热衷于方正公司的各种具体运作,例如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选担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办公室经常能看到方正等校办产业的人,或者来送文件,或者向任彦申汇报。任彦申曾提出过一系列观点,例如说北大要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进而提出要培养“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以及“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那时候对任彦申的这些见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写一篇关于校办产业的文章,由他口授让我记录。我记下来以后觉得就是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据,对他的能力更是大为叹服。那几年北大的校办产业在任彦申的主导下名声大噪,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骚。方正负责人甚至夸口说以后国家每年给北大投入多少钱,方正就也给北大上交多少,一时令人极为振奋,只是后来的实际距离这一承诺相距何其遥远。

 

客观地讲,任彦申确实是比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员,无论是他提出的一些主张,还是实际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建设热潮的大背景下,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办产业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任彦申顺利接替汪家鏐当上了党委书记,正式成为北大的一把手。在任彦申当上党委书记之前,他在北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已经比较突出了,我感觉没有人能对他接任书记一职形成挑战。担任书记后任彦申进一步提出校党委要管全局,抓大事,要着重对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谋划和决策,要统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认为从1992年之后到2000年初,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北大的各项重要举措和办学思路,都比较深地受到了任彦申的主导。

 

1997任彦申顺利地被推选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惯例,我们都估计他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起码应该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任党委书记王学珍、汪家鏐在任时都是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开幕前要准备证件照,任彦申对出席会议还是很重视的,他有一张标准像自己比较满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让党办副主任薛松岩拿这张照片进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后的照片色彩有些变化,效果并不理想,就开玩笑对薛松岩说不要因此影响任书记的当选。不想十五大上任彦申真的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反倒是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陈佳洱校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任彦申毕竟是任彦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小小的挫折应该不会对他有多大影响,机遇很快就出现了。1998年北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无疑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来说,更是一个可以充分表现的舞台。早在校庆前几年,北大就开始筹备相关活动,组建了若干个工作班子,校庆前一年还在南校门设立了倒计时钟。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可能造成的影响十分清楚,对校庆活动可谓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要将其做成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我从1997年春天后被调整到党委研究室,不再担任书记秘书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对领导们如何进行决策没有机会参与,只是离领导们比较近,时不时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领导身边了,我对有关校庆的决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北大百年校庆的重大决策都深深地打上了任彦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举措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对北大创办的背景进行了特别阐释,强调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到底哪所大学创办最早?并没有权威的定论,之前已经有大学庆祝过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别强调其政府官方的背景,这样就把京师大学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国人或民间创办的学校区分开来,似乎是要说明北大才是和政府关系最密切、最正规的大学。以此思想为主导,北大的百年校庆就不仅是北大自己的事情,而且应该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主办。

 

百年校庆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大会了。既然要达到政府行为的目的,那么纪念大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就非常有讲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体现政府官方的背景。虽然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意见,但任彦申一直主张庆祝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之后有人编了一本书,主要是讲述校庆前后的过程,当时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刘乐坚让我帮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书洋洋30万字,通篇充斥着对任彦申、闵维方等人校庆事迹的歌功颂德,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领导们就校庆大会究竟在校内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争执不下,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在某次会议上,“任彦申像天神一样神威凛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在人民大会堂了。”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认为内容过于谄媚夸张,不宜出版。不过我也和刘乐坚开玩笑说如果存心想调侃任彦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后来好像是没有出。

 

除了确定庆祝大会的举办地点,邀请最高领导人等政要出席大会更是校庆活动的重中之重。另外还提出要给江泽民授名誉博士学位,江泽民没有接受。此外,通过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北大百年校庆纪念邮票,将一颗由北大校友发现的小行星通过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命名为“北京大学星”,通过铁道部开通了北大校友返校专列,举办了百年校庆庆典晚会“光明行”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等等。庆祝大会当天,由北京市有关方面进行交通管制,200辆满载着北大师生、校友的大巴车队一字排开,绵延数公里,一路绿灯驶往人民大会堂,引来无数路人或羡慕、或不解的目光。这一系列活动不见得都是任彦申直接策划的,但都体现了任彦申要将北大百年校庆做成政府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在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下实现的。最高领导人也很给北大面子,先是亲自来北大“暖寿”,又携数位主要领导人出席纪念大会。任彦申自然要忙前忙后,一时风光无限,其间还接受了因被朱镕基点名而名声大噪的凤凰卫视吴小莉的专访。任彦申侃侃而谈、挥洒自如,据说让见过不少世面的吴小莉也为之折服。

 

不过除了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彦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领导人出席庆祝大会肯定要发表一篇讲话,任彦申事先就带了几个人起草讲话初稿,他后来和我们说过起草过程。对于讲话稿如何写任彦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为一篇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江泽民的讲话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另一次就是北大百年校庆大会的讲话。我不知道任彦申起草的讲话稿和江泽民最终的定稿有多大差别,不过从任彦申的讲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采纳。5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庆祝大会是由任彦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表演舞台。

 

任彦申凭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机遇大出了一番风头,借着这股余热,又有最高领导人讲话中提出的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任彦申很快开始了新的策划。最高领导人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发出的号召,北大自然应该率先响应。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首先在于办学经费过于悬殊,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我在党委研究室的同事还写过一篇文章,被收录到《新华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说国家应该给北大重点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任彦申考虑的更周全一些,虽然北大有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但如果仅要求国家向北大增加投入似乎又过于特殊,毕竟中国的名牌大学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位相当的就只有清华了。于是任彦申提议联合清华,共同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建议国家对北大、清华加大投入。这一计划得到了急于做出政绩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经过一番运作,北大、清华从1999年开始在三年内各得到18亿的资金投入,此外还有后续投入。后来又有一些其他大学被吸纳进来,成为一项波及范围更广的所谓“985计划”,因最高领导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而得名。任彦申的谋划使北大、清华获得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以前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北大、清华大体还是在一个层次上,但“985计划”的实施却使得北大、清华一下子鹤立鸡群,对其他大学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垄断了国内最优秀的生源。至于这一计划是否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则恐怕是一个不太好说的问题。

 

 

 

百年校庆的高潮刚刚过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机遇再次降临到北大。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要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不仅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而且还很年轻,颇有些明星范儿,所引起的关注度可想而知。任彦申十分清楚克林顿到访北大的分量,虽然他对如何接待的具体环节不见得都亲力亲为,也不像百年校庆那样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会有整体上的掌控。为了接待克林顿,北大方面可谓十分细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为克林顿发表演讲的办公楼礼堂安装了空调,将办公楼东面通往未名湖的一条泥土小道铺设成水泥路,我曾戏称之为“克林顿小道”,后来因为克林顿演讲会上回答提问的时间比较长,没有走这条小道。北大方面也坚持了一定的原则,美方事先提出克林顿发表演讲时,为了安保要使用白宫的讲台。北大坚决拒绝了,认为在北大演讲就要用北大的讲台。后来双方达成妥协,用白宫的讲台,但是在讲台上悬挂北大的标志。不过更周密的筹备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克林顿来访当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学的党办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园住下后,正好电视上开始直播克林顿的演讲。看到提问环节,我们感觉到每个学生的提问都咄咄逼人,很有些火药味,有抱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中国人对美国多的,有指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有质问克林顿微笑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的,有提出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反美女生”的马楠提出她不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有什么冲突,认为自由是自己一种主动的选择,像中国现在的繁荣发展正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并告诫克林顿“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会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因为这些问题太一致,倾向性太强了,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李尚德就问我:这些提问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了解内情。

 

克林顿离开后我回到办公楼,很快我就在书记秘书的桌上发现了打印好的一页纸,刚才学生们的提问内容都在上面,和提问时的语言几乎一模一样。我顺便问了一下,秘书回答说都是任书记拟的。后来人们惊诧“反美女生”马楠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其实马楠这些提问的学生们本来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于讨好学校当局和为了自己出风头,充当了一次任彦申的传声筒而已。据说是学生们先准备了一些问题,任彦申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草拟了这些提问。当天参加演讲会的学生也都是精心选择的,大多是比较可靠的学生干部。虽然提问者由美方随机选择,但如果选择另外的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问题,用中国话讲早就“设好了埋伏”。当然任彦申设计这些提问也不过是揣摩了某些官方机构和某些领导人的意图,将他们不便于向美方说的话通过北大学生之口讲出来,以此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辩护。

 

 

 

1999年1月北大召开了第十次党代会。北大党委作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按党章规定应该三到五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进行换届,但是实际上北大的党代会很少按时召开。我经历过1986年的第八次党代会,和上届召开已经过去了8年,1994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和第八次党代会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算是正常了,此后2003年召开了第十一次党代会,也算按时召开,但是再往后2012年才召开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了9年。北大的党代会究竟什么时候召开,并不是按照党章规定,而是根据实际形势或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图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听任彦申多次说过要按时召开党代会,要使北大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这个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脚。不过根据我对当时学校领导班子情况的了解,一再强调要按时召开党代会,恐怕也有让一些老领导尽快腾出位置,让一批任彦申选拔任用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年轻干部尽早上位的考虑。

 

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党代表选举还差点出了意外。任彦申的代表名额是划拨到由党委各职能部门组成的一机关党委选举的,由各部门的全体党员,包括离退休党员一起投票选举,不占一机关党委的代表名额,但是也要经过投票。一机关党委书记王丽梅专门在会上做了说明,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是任彦申的得票比较低,差点没有选上党代表。事后王丽梅立即跑过来向任彦申解释可能是她没有讲明白,我还听见任彦申说如果我选不上,看这次党代会怎么开的话。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王丽梅没有说明白,还是有不少人故意不投任彦申的票,总之任彦申当选党代表了,党代会也顺利召开了。无论是这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实现了任彦申的意图。

 

此后在我的印象中,任彦申在北大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由于“985计划”使北大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1999年北大开始进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对这件事情我还要另外陈述,这里就不再多说。对任彦申的各种做法学校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任彦申就此讲过一些观点,他说北大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动荡不安、争论不休的局面,现在要做到“不讨论,不争论”,对看准了事情就大胆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学校的决策指手画脚,最好是不要讨论,不要发表意见,以免争执不下、贻误时机。我最后听到他的话是由于新的人事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许多人心理不平衡,任彦申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些老同志心态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对收入差距问题要“想得开”。

 

2000年初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任彦申调离北大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其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离开北大后十年多我没有见过他,对他在江苏的情况更是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我曾遇到过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前几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说,他们在清理住房时发现一套中关园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签名办的入住手续,他们也估计这套房子不是我的,进一步了解到是任彦申的。据他们说找到任彦申时他表示“忘了”,后来任彦申把房子交回给了学校,但又听说他对北大的做法不太满意。任彦申来北大时还住在清华大学东南小区,我曾经去过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为了方便他休息,就在红四楼给了他一间集体宿舍。当时北大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隔壁的一位青年教师虽然结了婚,还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宿舍,看到任彦申不常来,就向他提出可否将宿舍借给自己用。任彦申表示是学校给我的,不能随便给别人,据说是搞得不愉快,任彦申也不太愿意再去宿舍了。以后又给他换了中关园的一居室,确实是我去办的手续,还找人帮他打扫了房间。我当时也是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米左右的集体宿舍,对这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一居室十分羡慕,心里想着如果能给我一套就好了。不过等到北大资源宾馆盖好之后,任彦申大概也不需要中关园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见到任彦申。我听说是他提出想和原来北大办公室的人聚一聚,于是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前党办主任刘宇辉、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聚会,也通知我参加了。任彦申此前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本是《后知后觉》,前一本我看过,后一本还没有看,我估计聚会时肯定要谈这两本书,正好同事那里有《后知后觉》,就赶紧拿来翻了一遍。果然聚会时一落座,刘宇辉就问我看了任书记的书没有,我只好表示两本书都看了,而且觉得后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想更解放了一些,胆子更大了一些。任彦申也马上面露微笑。

 

其实我对任彦申这两本书的看法也不全是违心之论。这两本书的风格首先是比较平实、朴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语言,没有什么官话套话,这一点在当今的领导干部群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任彦申在书中能够左右逢源,可以将不同的观点融为一体,从而达到表明自己立场的能力。例如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中对社会思潮和学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认为“学潮是青年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群体行为,是他们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发泄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种有力武器”,对思想自由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认为1980年代的学潮“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和政治倾向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青年学生容易产生混乱和偏激”。任彦申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看法,单独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感觉,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了“政治正确”的立场上。

 

任彦申这两本书更多的篇幅是在讲领导艺术、用人之道这些官场上的内容,是“官场人说官场事,局中人讲局中理”。比较而言,《后知后觉》确实写得更深入一些,对目前官场上的许多问题、弊端都把握得比较准,谈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见地,不过总体上都没有超过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另外我也无法得出任彦申言论和行为完全相符的结论,例如他多次讲到领导干部要胸怀宽广、豁达大度,要能够宽容、包容,要听不同的意见。但是联想到他对解万英之死报道的态度,对韩毓海文章的恼怒,让人感到他虽然道理讲的不错,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彦申的两本书确实都有一定的价值,听说卖的都不错。书中涉及到不少热点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官场上的很多现象,任彦申并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样强调其天然合理性,用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而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问题,确实有令人信服的地方。但他总的基调还是立足于维护现有体制,他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也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并未就此深入下去,对许多问题、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则语焉不详,基本上没有触及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如果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分析,任彦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不难进行更合理的解释,也不难提出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他显然是有意不去触及这个层面。2013年任彦申又出版了新书《如何是好》,我专门买了一本,为他的新书销量做了一点贡献。这本书我感觉和前两本书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主要还是为官心得、领导艺术这些内容,总的看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当然也能看出任彦申对自己的政治经验是比较自负的,他这些年还是读了不少书的,书中对中国传统典籍,以及西方理论著述的运用显得更熟练了。

 

那天聚会的主题基本上就是两个:一是高度评价任彦申的两本书,另一个就是回顾任彦申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贡献。任彦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绪很高,不断讲述他对北大百年校庆的谋划、举措,在座者无不表示叹服,我们还听他说他也是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总顾问。任彦申当时已经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了,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席间有人问他现在都忙些什么?任彦申和我们这些老部下在一起显得很放松,毫不避讳地说:“我现在就是吃喝玩乐”。我理解任彦申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对于官场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毕竟退居二线了,没有必要非去捧场。果然他表示说政协开会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愿意听那些官话套话,经常的日程是出去吃饭、唱歌、旅游,说起到广西和陈章良吃了什么野味,平时唱歌时会有歌星作陪,并提到曲比阿乌的名字。饭后任彦申还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还是唱了几首歌,果然字正腔圆、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长进,我心里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一样。

 

 

 

任彦申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9年有余,担任党委书记5年半左右。不过在我看来,任彦申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北大影响最大、带来最多变化的领导人。我并不认为以前的北大是什么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但是任彦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同体制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任彦申的看法则是“过去的北大总嫌过于自大、过于清高、过于图慕虚名了一些,在世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与众不同的姿态、咄咄逼人的气势,为此吃了不少亏”。他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北大,必需摆正与社会的关系,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努力消除北大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在与群众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以上引文均见于《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

 

这些话虽然是任彦申在书中总结的,但他在北大期间已经讲过不少此类观点,也确实是按照这种思路做的。我认为任彦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图要将北大改造得更符合体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备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传统的北大在任彦申眼里则是“自大、清高、图虚名、会吃亏”的。但是任彦申在改造的过程中又加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对上面的意图并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状况,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言论和见解,从而使他的主张、做法在北大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任彦申在北大一直是强调要“改革”的,认为“北大必须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发展”,不过他“改革”的整体思路则是要使北大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方向不断靠拢。任彦申对北大的改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逐步将北大引导到符合体制需要、迎合世俗观念的道路上,后来的北大领导人不过是在任彦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使北大彻底实现了向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转变。虽然北大的转变和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但是任彦申确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任彦申在当今的官员群体中,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笔力、行政能力的一员干才,尽管他只是副部级官员,其综合能力却大大超出许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员。大概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时任党委研究室主任的岳庆平及我们几位同事和任彦申吃饭,当然主要的话题无非就是不断捧任彦申。我那时候对任彦申还很佩服,就举了尼克松评价李光耀能力非常强,但是仅治理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是才未尽其用的例子,认为任彦申担任北大的党委书记未免可惜了,应该到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我当时倒不完全是有意捧任彦申,而是确实认为他有能力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其实在此前后,任彦申也多次向上面表达过希望换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干部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并不好,往往待疲了,失去了创造的冲动。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北大的稳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百年校庆更是将北大推到了一个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论功行赏,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其实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彦申的综合能力,如果在一种主要凭本事、唯才是用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鱼得水,竞争到更高位置的。任彦申最高的职位不过是做到副部级,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闵维方、朱善璐都达到了这一级别,而且先后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朱善璐还担任过更有实权的南京市委书记一职。任彦申在他的新书《如何是好》中也感慨说“惟独从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难给自己订一个具体的做官目标。因为做官最难把握个人命运,是一个前途最不确定的职业,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儿做官,这一切都是个人难以预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还有一个运气问题。”任彦申的这些感慨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制度问题,他肯定也会在这种官员任用的体制下感受过不公,可以说他既是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体制内的失意者。但是任彦申肯定不会公开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会致力于改变这种体制,而是会根据现有体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选择。

 

钱理群先生近来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不知道钱理群先生是否有具体的所指,我也不是简单地认为任彦申就是这种人,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却未免是开风气之先的。

 

 

 

 

 

叶丽宁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面。叶丽宁上班后不久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个去通州支教的名额,为期一年,当时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不知道是不是叶丽宁主动要求的,最后是派她去了。支教结束后叶丽宁又怀了孕,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胎没有上班,她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学同学。叶丽宁还和我们说过大学期间她光顾着恋爱了,没顾上好好学习。

 

叶丽宁结婚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她在校内27楼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结婚时曾在宿舍请我们几个同事吃过饭。由于房间太小,只能在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桌子,我们侧着身子才能坐进去。当时北大的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我刚上班时是6个人住一间宿舍,感觉和上学时没多大区别,只是房间稍大一些,两年后才调整为3人一间。记得我们的月工资大概还不到100元,有一次叶丽宁花500元买了一个收录机,跟我说她兴奋的一晚上都在听。不过叶丽宁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不同之处,她和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们关系都比较好,能主动为他们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甚至她的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叶丽宁可能是快临产了,我印象中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上班。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叶丽宁也参与了。当时正是我、金小鹏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较大,正在受到批评教育,倍感压力,同时也是和赵亨利之间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容易上当受骗,但对赵亨利借机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经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较量。叶丽宁毕竟是青年人,政治风波前后我觉得她思想倾向上和我们比较一致,应该会比较同情我们,但她的表现却让我大为吃惊。在一次会上,我、金小鹏、赵亨利等人都做了发言,而且有明显的对立情绪。叶丽宁也说了话,她没有针对我们,而是高度评价了赵亨利等办公室、研究室的领导,当她说到领导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时,突然激动了起来,竟然泪流满面、哽咽失声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话,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我和金小鹏等人正在饱受压力,她却说领导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能在吃惊之余哭笑不得。

 

叶丽宁确实没有指责我们,她只是适时地站到了赵亨利等人的阵营中,她的“效忠”姿态也得到了赵亨利的高度认可。虽然后来赵亨利并不满意叶丽宁离开研究室,另择高枝,但等叶丽宁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赵亨利也颇为自得,并认为这个人才是他首先发现培养的。而且在叶丽宁离开资源集团但尚未受到通缉之前,我有一次见到赵亨利,他还很为叶丽宁担忧,说叶丽宁的事最后也没有个说法,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只好说叶丽宁挣的钱恐怕几辈子都花不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任彦申调到江苏后不久,我就听说叶丽宁拜了许智宏为“*****”,是真是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确定。但是如果说叶丽宁和许智宏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我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

 

1990年代中期手机还比较罕见,党委办公室曾经有两部数字模拟手机,我一度使用过其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机费是谁交的,后来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钱。手机费不过是小意思,我知道任彦申、吴树青都做过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发给过他们董事费,当然任彦申、吴树青没有拿这笔钱,而是用于了某项奖励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么多年下来,校办公司和某些校领导之间没有形成其他的利益关系。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赵存生 赵亨利

 

 

 

1985年我刚到党委办公室时,赵存生和赵亨利都是党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起草校党委的各种报告、文件,主任由俄语系教授陆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搞业务,另外还在做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来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赵存生、赵亨利两人负责的,王学珍经常称他们为“研究室二赵”。“二赵”是当时党委主要的笔杆子,他们年龄相近,工作性质类似,为方便起见,我将两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写。

 

赵存生是沈阳人,说话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赵亨利也在东北工作过。因为都在办公楼201上班,我和“二赵”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赵存生思想上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为人也比较老实、厚道,性格似乎还有些懦弱,讨论问题时如果别人反驳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说话了,不过也不会对人有什么芥蒂;赵亨利头两年给我的印象则是思想上比较开明,言论比较大胆开放,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发表批评性意见。

 

大约在1987年,赵存生、赵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赵存生升任为党委研究室主任,赵亨利则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渐渐地两个人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了:赵存生还是整天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待人处事方面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赵亨利虽然当了党办主任,但办公室的事务主要是由老资格的副主任李宝珍管,他基本上还是做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感觉上不像之前那么随和了,有些如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时不时会摆出点领导的架子来。

 

印象中我和赵亨利之间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无非是偶尔板起面孔说我几句,不过研究室的金小鹏则开始和赵亨利发生了冲突。金小鹏比我早一年到校党委工作,他虽然只高我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他当过兵、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社会阅历,又喜欢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时往往很有见地。赵亨利和金小鹏的关系以前是比较融洽的,赵亨利对金小鹏很欣赏,认为他很有思想,还让我要好好向他学习;金小鹏对赵亨利也心存感激,金小鹏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亲时往往晚一些回来,赵存生、赵亨利也都比较宽容。赵亨利刚当上党办主任时,金小鹏还和我说过你们有了一个好主任的话,不过随着赵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鹏那时候毕竟年轻气盛,思想又比较激进,赵亨利则身份有了变化,讨论问题时不像以前那样放的开了。金小鹏见解比较高,能言善辩,赵亨利争论不过他,感到伤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来不需要严格坐班,赵亨利有时候就在家里写材料,不过金小鹏确实也有些散漫,经常上班时来的比较晚。同以前可以让金小鹏探亲晚归不同,赵亨利在一次会上十分严肃地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当然主要是针对金小鹏的,于是金小鹏也只好一大早就来了。假期里办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概就在他们出现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排定好了值班人员,金小鹏却因为祖父病重赶回江苏老家,没有参加值班,后来赵亨利甚至对金小鹏说他祖父的事是编造的。到了下一个假期排班时,我听到赵亨利有些故意地说:排班时要找靠得住的,别到时候谁的爷爷又死了。赵存生则要厚道些,没有说什么话。

 

1988年北大迎来了90周年校庆,确定5月4日当天在大讲堂举行庆祝大会,虽然总体规模不能和后来的百年校庆相比,但也是相当隆重了。事先我们得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要在校庆大会上发表一个讲话,讲话稿由北大提供。于是赵亨利让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分别起草一篇李铁映的讲话稿。我也认真地进行了思考,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提出北大应该在国家发展中起到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赵亨利看了以后态度挺好,笑着说领导上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然后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让我看了。我看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话,诸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5月4日当天庆祝大会的规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领衔出席,其他到会的还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王汉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领导、各界名流更是济济一堂。庆祝大会气氛很热烈,但是李铁映讲话时却出了问题。李铁映用的就是赵亨利起草的稿子,当年的北大学生是不大给领导、名人们面子的,他们没耐心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于是李铁映讲话时全场嘘声不断,搞得他很是下不来台,后来一直都对北大耿耿于怀。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赵亨利的责任,即使李铁映的讲话是别人起草的或是他亲自写的,估计基本上也还是那些内容。

 

赵亨利号称是北大的笔杆子,校党委许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颇有些自负,认为自己虽然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强。任彦申曾说过他刚来时领导们讨论文稿,感觉赵亨利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任彦申很会写文章,态度才变得好起来。不过赵亨利的文章在我看来和他本人有些类似,干巴巴的,可以说是既无思想又无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虽然赵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陈佳洱校庆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找他起草的。这篇讲话除了罗列了一些官方口径的北大历史之外,就是表达了几个决心,没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见解。我听了之后感到内容实在干瘪,同百年校庆这样重大的场合实在太不相称。任彦申大概心思不在这里,也不好干预陈佳洱的讲话内容,事后他也说一听就知道是赵亨利的口气,对这篇讲话很不满意。过了若干年,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听见赵亨利的夫人对人说,(陈校长讲话)谁写的都不行,后来陈校长找了我们家老赵才写好的。

 

 

 

不过赵存生、尤其是赵亨利给我的主要印象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形成的。赵存生一向是谨小慎微的,比较听话,对上面的决策历来是拥护的,他或许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风波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言行;赵亨利则不同,最初我以为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以及和金小鹏之间逐渐产生的矛盾,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官方立场的维护。政治风波开始之后,由于相当一段时期内形势十分复杂,上面的态度也不明确,办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几位党委领导在内,都会或多或少表达一些看法和忧虑。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亨利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到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之后,赵亨利却马上表示坚决拥护,而且口气很坚决、态度很强硬。但是在之后一段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赵亨利又开始一言不发,持续到宣布戒严,随后又是闭口不言。总之政治风波期间赵亨利要么不发一言,要么就是强硬发言,发言或不发言都取决于形势是否明朗化。

 

不过赵亨利最令我刻苦铭心的言论还是在政治风波之后。对于最后的流血结局,我想这也是包括决策者在内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赵亨利则不然,他曾以非常轻巧的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这不多嘛。我当时在场,听了他的话确实直觉得后背发冷。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曾说过有一些评论是可以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赵亨利的话确实让我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由此我才开始对鲁迅有了一点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风波之后党委办公室、研究室的情况也比较微妙。我们几位年轻人政治风波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思想上的倾向,党委领导和单位的老同事一般都比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赵亨利则非常强硬,调子很高,大有将异己彻查到底的势头。首当其冲的是金小鹏,其实金小鹏政治风波之前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于之前积累的矛盾和金小鹏的一贯立场,他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他离职。这个决定主要应该是赵亨利提出的,当然赵存生也不会反对。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赵亨利对金小鹏进行了尖锐指责,赵存生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我当时也受到不少压力,不好多说话。倒是在二赵眼里一向比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刘乐坚,虽然平时不多说话,这时候却为金小鹏讲了不少公道话,令人大为佩服,当然刘乐坚随即就得到了被二赵谈话的待遇。迫于当时的形势,金小鹏也做了自我检讨,勉强通过了党员重新登记,不过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委研究室。那段时间我看到赵亨利咄咄逼人的态度,为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会上夸赞一些老同志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像有的人一看形势不明朗就一言不发。那次会上赵亨利不在场,但我是有意针对他说的。

 

虽然赵亨利政治风波之后表现得很积极,态度很强硬,但他就像风波期间一些调门很高的人一样,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风波之前就风闻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风波之后反而原地不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学珍、赵亨利联名发表了一篇《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我印象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以官方需要的口径重新解释了北大的传统。文章主要应该是赵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利”这两个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发表时用的是“赵恒力”的名字。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宣传了文章的观点,赵亨利那段时间自然也颇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后的几年身体状况一直较差,但基本上还能坚持工作,只是1993年下半年后病情有所发展,曾回西安家中休养了半年。1994年春节后我感觉身体有所好转,从西安回来准备上班。当时我只有30岁出头,虽然病情不稳定,迁延难治,但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这么年轻就长期休病假。赵亨利和我谈了话,其间一直板着脸,态度冷若冰霜,让我要么继续治病,要么像正常人一样上班,说话时根本不抬眼看人。我当时可能是因为久病不愈,心理比较脆弱,谈话过程中感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不能在他这种人面前流泪。后来算是开恩让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赵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十年的同事关系。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总编苏志中闲聊,苏志中说赵亨利接替他时,他告诉赵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国外跑,结果他一年之内就出了四次国。我知道赵亨利是爱显摆的人,好容易有了这个位置和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呢?赵亨利虽然当上了总编,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在出版社干了没几年就年龄到线卸任了。我和赵亨利共事期间实在是领教够了他的为人,不过以前我们每年元旦时要在办公室搞一次新年聚餐,有条件的同事每人会做一个拿手菜带到办公室。赵亨利的东北大拉皮做的确实不错,荤素搭配、爽口不腻,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后我虽然在东北或其他地方多次吃过大拉皮,但还没有吃到比赵亨利做的更好的。

 

 

 

赵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当初调他兼任这个职务时,听说他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时,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存生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赵存生个性比较软弱,属于那种给他权力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领导,在下属面前也没有多少威严。虽然他当上了副书记,但平时出头露面的时候并不很多,经常是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文件,有一两次还借过我的书在办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领导都忙不过来时,有些活动才请他出面圆场。不过赵存生为人确实比较和善,在副书记的任上也中规中矩,没有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赵存生对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关照,但也还说得过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听说赵存生也提出过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不过他毕竟比较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旦其他人说一句否定的话,他也就没有其他话了。1999年底我离开了办公楼去了统战部,赵存生当时也分管统战工作,经常会参加统战方面的活动。2001年我开始在北大校报上写专栏评论,校报的清样要经过赵存生审批,第一篇文章见报时他还亲自给我修改了题目,此后我写的内容他都能顺利放行。只是2003年春天闵维方、张维迎搞所谓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我写了一篇《“改革”杂谈》的评论,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北大的事情,但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实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多有批评和讽刺。赵存生审查后没有批准,以他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03年北大第十次党代会后赵存生离开了党委副书记的岗位,此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担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也很少能见到他。赵存生卸任后那几年写了不少长篇文章,不过他的文章我看的不多,总的感觉是比较规范,四平八稳,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为主。赵存生确实是非常勤奋的,在他查出绝症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就汶川地震而写的关于民族精神的一万多字的长文。他应该也是比较清廉的,除了他以政工干部出身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上了博导,难免有领导职务的作用之外,其他方面应该没有为自己谋取多少利益,他也不擅长搞权力运作那一套。大概就在他去世的一两年前,我有一天晚上还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老伴一起乘车回家。到了2008年快放暑假时,我忽然听说赵存生患了癌症,此时我已定好了去海南探亲的行程,没有顾上前去探望。不想假期在海南时就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只好委托其他人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代我签了一个名,多少表达一点悼念之意。

 

 

 

我和赵存生、赵亨利都有过多年共事的经历,也一起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总体而言,他们两人虽然是搞政策研究的,都写过不少文章,但基本上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形之下,赵存生更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不过前后比较一致,而且他性格比较温和,为人处事不失宽厚之处,也没有刻意的整人害人之心。赵亨利则不同,他虽然曾表现出比较开明、开放的一面,只是由于职务的上升和个人的恩怨,特别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刻意地在观点、立场上迅速做出转变。不过他的变化过于明显、生硬,还要挟嫌报复、借机整人,只能令人反感。好在中国人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对此类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况且社会毕竟是发展进步了,赵亨利的那一套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

 

 

 

 

 

陈佳洱

 

 

 

我到办公楼上班的时候,陈佳洱已经是北大的副校长了,虽然时常在办公楼遇到他,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说起来有些好笑,我第一次对陈佳洱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是在浴室里,那时候大部分北大老师家里都没有洗浴设备,需要洗澡了就到位于燕南园西南角的公共浴室去洗。虽然分设了学生和教师的洗浴间,但全校几万人只有这么一处浴室,排队洗澡的人太多,师生们往往也就不分彼此了。浴室里面则多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洗澡的人大大多于喷头,一般只能先冲一会,然后在一旁搓泥、打香皂,再去等喷头,经常有人长时间占着喷头。有一次我洗澡时就碰见了陈佳洱,我几次看见他稍事冲洗,就主动离开喷头示意旁边的人先用,大家在一片水蒸汽中裸裎相见,估计也没有人注意这位身材瘦小的副校长。在办公楼有时也听人议论起陈佳洱,大都是说陈佳洱是个好人,比较随和,但是原则性差一些,例如说某件事情他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报告传到他这里,他看到其他领导签字同意了,他也马上就签了。

 

虽然陈佳洱一直担任着副校长,但他后来又兼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基金委,在办公楼看见他的时候就比较少了。到了1996年,因吴树青校长提出他应该卸任了,上面明确新校长从北大内部产生,于是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部门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到北大对新校长的人选进行调查摸底。因为考察组要在北大住一段时间,我被校方派作考察组联络人员,陪他们住在勺园,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及部分联络工作。这次考察活动参与范围很广,进行个别谈话的有100多人,另外还在400人左右的范围内进行了投票推举,当然参加谈话、投票的主要都是学校的各级干部。对于谁将成为北大的新校长,并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人选,我和党办、校办、组织部其他一些为考察组服务的同事,也都判断不出谁的呼声最高。不记得是哪个人提议的,我们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预测的校长人选,一起放到一个信封里密封起来,约定等新校长宣布后,再打开看有谁猜对了,由猜错的人请猜对的人吃饭。后来我们约在勺园打开了信封,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写的是陈佳洱,于是只好按AA制的方式聚了一次餐。

 

这次校长人选考察是我知道的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程序最多、参与范围最广的,我们这些联络人员虽然无法知道考察结果,但多少能判断出几个呼声较高的人选,结果却无一中的。考察组所有的谈话、调查结果都是秘而不宣的。根据我的观察,虽然新校长人选会比较分散,但陈佳洱那几年的工作主要在基金委,在北大的时候不多,他不大会是得票最多的,据我所知他也不是任彦申属意的校长人选。可能的情况是上面已经确定了校长人选,所谓的谈话、投票只是在走程序,尽管为了这些程序需要付出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外那段时间我一直跟着考察组,为他们联络服务,自认为没有什么明显不当,后来却有人跟我说考察组的人对我很不满意。我开始不太理解,不过又深入地想了想才释然了:这些考察组的人所到之处如同钦差大臣,服务人员无不跑前跑后、点头哈腰地伺候着。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呼,做的肯定没有别的地方那样到位,当然让考察组的人很不满意。

 

宣布校长任免的干部大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几位上级领导及吴树青、陈佳洱等人在主席台就坐后,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任彦申宣布会议议程,说明由前任校长吴树青讲话后,再由新任校长陈佳洱讲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了陈佳洱是新任校长,但任命决定还需要由在场的上级领导正式宣布,任彦申提前就把新校长的名字说出来了,引起台下一片嘈杂。陈佳洱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说要时刻牢记“北京大学校长”这六个大字的分量和责任,用“六个大字”的提法形容北京大学校长,似乎只有陈佳洱做过如此表述。

 

陈佳洱上任后我曾为《今日名流》(后来被停刊)杂志写过一篇他的专访。《今日名流》对北大的新校长也很关注,早在新校长上任前就和我约了稿。陈佳洱同意了采访,但又说他时间有限,让我趁他有空时再谈,后来他分两次对我谈了他的主要经历、想法。稿子后来发了,主要是介绍了北大新校长的产生过程,陈佳洱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任北大校长后所面临的形势。此类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宣传的,所写的大都类似于一些先进事迹介绍,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我除了写专访找过陈佳洱之外,直接见到他的机会也很少,不过曾为他写过一些讲话稿,例如开学、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讲话之类,这类讲话不需要校长具体指导,我只需起草好交给校办就行。但有一次我要为陈佳洱起草一篇关于科研问题的讲话稿,这类讲话不宜只说些一般性的套话,我只好去他的办公室听听他的想法。陈佳洱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我记得他说了“基础研究很重要”的话,此外没说其他问题。基础研究确实很重要,不过我觉得陈佳洱作为北大校长,作为一位核物理学家,他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应该有一些独到的认识,我需要知道他的想法才好去起草这篇讲话稿。作为一位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行政工作人员,我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会有什么体会。陈佳洱也许是觉得“基础研究很重要”是一个基本命题,不需要具体解释,或者是他虽然认识到了,但不能从理论上很好地阐述。总之我一无所获,只好根据报刊上一些一般性的提法起草了讲话稿,我自己完全不记得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陈佳洱后来用了没有。

 

陈佳洱虽然在理论上和行政能力上都没有突出之处,但他身为北大校长却没有什么架子,平时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1998年我住进了畅春园由筒子楼改建的一套一居室住房,陈佳洱就住在旁边的楼里,也不过是一套70平米的老式三居室。北大西门对面的蔚秀园是我们上下班的必经之处,蔚秀园门口有自行车修理摊,有时我会看到陈佳洱拿着打气筒撅着屁股给自行车打气,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年纪又大了,打起气来比较吃力。有时候也在办公楼门口看见他打气,不过好在会有人过来帮忙。比起现在办公楼前北大的领导们出行时前呼后拥,一律从奥迪车上进出的场景,陈佳洱撅着屁股打气的形象实在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北大很多人的印象中,陈佳洱确实是个老好人,他任校长期间的党委书记是任彦申。陈佳洱在政治上、行政能力上完全不是任彦申的对手,于是北大的大政方针明显都是由任彦申主导的。陈佳洱任职期间赶上了北大的百年校庆,但有关百年校庆的一系列策划、活动主要都是由任彦申决定的,我曾听同事说在安排校庆活动最繁忙的时候,还看到陈佳洱有空看专业方面的资料。当然对于北大百年校庆的规格陈佳洱也是乐见其成的,于是我们就在庆祝大会上看到了紧跟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只是笑的合不拢嘴的陈佳洱。在如此重大、百年一遇的场合里,陈佳洱作为校长的讲话也毫无出彩之处,只是流水账似的罗列了一些北大的历史和所谓的成就。

 

我对陈佳洱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影响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应该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不过作为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思路或做法都乏善可陈。我曾听人说过以前陈佳洱在系里当教研室主任时,教研室里有了矛盾、问题,陈佳洱还要回家问妻子该怎么处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实在难以设想他是怎么应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北大的。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校的办公会议,会上正在讨论北大和北医的合并,讨论到合并后领导班子的安排问题时,我看见陈佳洱满面笑容地说:(合并之后)校长也可以让他们当嘛。虽然他说话的语气并不正式,不过也能感觉到他这个校长当的并不如意,让给别人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的心态。1999年北大搞所谓机构改革,取消了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据说时任秘书长找陈佳洱抱怨,陈佳洱竟然不知道秘书长的职位已经取消了,他这个校长的权威由此可见一斑。陈佳洱做北大校长可能是上面安排的,未必完全是他本人的愿望,他不失为一个好人,但把他放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以他的性格和能力,显然不足以胜任。陈佳洱仅任职三年多,还没有任期届满,就调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他似乎也是比较愉快地离开了北大校长的岗位。

 

作为构成北大主体的师生员工,我们从来都没有选择校长或其他任何一位校级领导人的权力,虽然上面有时候也搞一点民意调查,但往往只是走一种形式,我们只能被动地迎接一位又一位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以前官场上风气还比较正,权力部门做事相对比较规范,还能选拔出丁石孙这样形象、能力都很优秀的校长。陈佳洱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民意基础,他在校长的位置上也不能令人满意,但起码还是一位比较正派、朴实的校长,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不能在学校领导人的选拔任用机制方面有大的改变,那么北大人或许就会不断有一种“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觉,从而使北大校长这个本应该受到高度尊重的身份越来越令人失望。

 

 

 

 

 

何芳川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我在党委办公室不时会见到一位个子比较高、头发比较白而稀疏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历史系主任何芳川。何芳川找郝斌的时候比较多,郝斌是历史系出身的。后来我和何芳川也熟悉了,他进来后看到我,有时会来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并大声说:谢老师好!何芳川当时应该有五十几岁了,又是教授、系主任,我只是个30岁左右的小秘书,受他如此大礼,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没有多想,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种风格。后来何芳川当了副校长,在办公楼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了,他对人还是很热情,但似乎不再行鞠躬礼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的同学曾楚风找到我,他们准备出一期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专刊,要组织一批文章。他们听说何芳川的父亲何兹全老先生,何芳川本人以及他的女儿祖孙三代都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觉得很有新闻价值,想请何芳川就此写一篇文章。我到何芳川的办公室向他说了这个意思,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当即表示同意,并强调说自己是很会写文章的,但也说了他时间很紧张、非常忙的话。此前我知道何芳川曾是梁效班子的成员,对梁效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其班子成员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过了一段时间,何芳川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我。何家祖孙三代都毕业于北大的经历,无论从历史、家庭的变迁还是从个人的感悟上,应该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何芳川交给我的文章只有一千余字,题目我记不清了,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介绍了何兹全老先生的经历,对他本人的事情说的很少,对女儿则只在最后提了一句,基本上就是一篇何兹全老先生的生平介绍。我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只好将文章交给曾楚风了事。

 

何芳川任副校长时主管文科,我听有的同事说他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夸夸其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自然无从置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说北大要搞一项“盛唐工程”,大概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项目,我估计这个项目可能是何芳川的主张。其间我偶然参加过一次有关“盛唐工程”的会议,何芳川在会上大讲“盛唐工程”的意义,还说“美国朝野”都非常重视。我不禁有些纳闷,美国“在朝”的人知道中国唐朝的或许还有,“在野”的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外,恐怕是没多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唐朝的,不明白何来“美国朝野”重视之说。但是何芳川讲话时情绪很激动、态度很严肃,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何芳川此前曾提出北大文科要“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文科要集中力量,争取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出一些重量级成果,“盛唐工程”大约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我还是不明白“开大船”和文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什么必然关系。

 

又过了几年,何芳川不再担任副校长了,但还担任多种职务,是北大校园里非常活跃、忙碌的一个人,一直到2006年去世。何芳川去世后吴志攀写文章怀念,对他没有当上文科资深教授深表惋惜(文科资深教授为北大设立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职位,待遇上相当于理科的中科院院士)。我对何芳川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知道北大的文史哲诸系毕竟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学术水平高的大有人在。历史系的文科资深教授只有一两位,何芳川即使不担任行政职务,专心于学术研究,也未必就能排的上。不过在北大早就成型的“官本位”体制下,利用职权谋取学术地位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好在我还没有听到过何芳川争当文科资深教授的传闻。

 

在北大许多人的眼里,何芳川都是一个非常热情、风趣的人,他可以和车队的司机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历史系学生则亲热地叫他“何爷爷”。但我总感觉他和官场上的人似乎更亲近些,例如他可以称党委副书记岳素兰为“素兰书记”,称时任校长助理的吴志攀为“小老弟”,诸如此类。在学校的会议上要发言时他会向许智宏说“芳川有本上奏”,说到激动处则“声音哽咽、眼里留出泪水”(见吴志攀纪念文章)。百年校庆之前,我听任彦申讲他很赞许何芳川的说法:北大出现了非常祥瑞的气氛,非常向上的势头。这些话当然是任彦申喜欢听的。同何芳川平时给人热情、温和的印象不同,我听他讲话时往往感觉他很严肃,有时甚至声色俱厉;虽然他见到我这类人时还是很热情,但好像也不难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漠然。

 

有一次我在勺园餐厅遇到何芳川,我看见他一边吃红薯一边劝我们要多吃粗粮,说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何老先生夫妇当时都九十多岁了,我以为何芳川有家庭的长寿基因,又这么注意养生,应该也是会长寿的。不想此后没过多久,却突然听说他患了白血病,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一月多,以67岁的年纪死在了父母前面。何芳川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他不担任副校长之后,仍然有一些显赫的职务,经常要在各种场合出头露面,有人曾议论说何芳川虽然退下来了,但把自己的退路都安排的好好的。另外以我的私心揣测,何芳川虽然对所有人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许是刻意做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处世策略,尽管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但也难免有些过、有些累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健康。另外我还有一种经验:往往越是职务高、权力大的人,面对绝症时心理承受力越差,更容易出现崩溃,可能是他们要失去的东西太多。我没有见过最后时刻的何芳川,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我所写的仅仅是和他有限接触中的一点印象,不能代表他的整体形象。如果我的看法中有冒犯和唐突的地方,还请何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

 

 

 

 

 

许智宏

 

 

 

许智宏是1999年底接替陈佳洱出任北大校长的。同陈佳洱上任前进行过大范围的考察不同,许智宏的任命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只是有所风闻,然后就看到他直接上任了。按说陈佳洱当校长只有3年多,不应该这么快离任,不过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过问的。对许智宏的背景我没有什么了解,只听说他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曾长期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来北大前是中科院副院长、院士。

 

许智宏到任的时候,北大正在任彦申、陈文申主持下搞所谓机构改革,我所在的党委研究室扩编为发展规划部,人员、职能都有所增加,据说要负责全校的发展规划。我估计自己在这种强力部门没什么竞争力,恰好因党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要退休,时任统战部长卢咸池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统战部工作。我考虑统战部可能没有多少权力、利益方面的纠葛,大概比较适合我这样喜欢散淡的人,于是就此离开了工作过十多年的办公楼,当然以后也就不会有多少机会见到许智宏了。

 

许智宏上任初期我只是在个别会议上听过他讲话,讲话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那一口浓重的苏南、上海一带的口音我也听不大懂。我虽然很难见到许智宏,但是他从中科院带了一位秘书过来,我在勺园餐厅吃饭时和这位秘书聊过几次。1999年北大搞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怎么制定的我不清楚,到1999年底公布出来并开始执行。我认为方案有很大的弊端,就写了一篇6000字的意见转交给任彦申等领导。任彦申没有理会,他很快也调到江苏去了。我想许智宏是新来的,或许可以听一些意见,就和他的秘书谈了对人事分配制度的看法,并将我的意见请他转交给许智宏。过了些日子,秘书告诉我说许智宏看了,但是之后再没有下文,我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了。

 

不过这位秘书后来却出了点事。大概在许智宏到任一两年后,秘书报考北大的在职博士生,和其他几个干部通过研究生院的相关人员拿到了英语试题,他们也不知道策略些,考的分数都很高,于是被人告发了。调查的结果是他们作弊了,于是许智宏的秘书被调离岗位,安排到北大的校办企业工作,其他牵涉到的干部也分别进行了处理。虽说是秘书出的事,许智宏多少总该有一点表示吧。北大校方经常口口声声说要和国际接轨,尤其是将哈佛大学视为圭臬,可是哈佛的前任校长萨默斯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女性学理科天生不如男性的言论,就遭到了激烈的抗议和抨击,不得不引咎辞职了。我们虽不敢指望哪位领导会引咎辞职,不过许智宏对他带来的秘书多少总有些失察之责吧,但我没有听说他在任何场合里表示过歉意。在这些事情上北大校方是从不强调与国际接轨的。

 

许智宏是北大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我则是边缘部门的边缘人物,虽然他当了9年校长,但我见他的次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对他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不过就是在我极为有限的视野里,还是有一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

 

有一年学生资助中心搞活动,因统战部长外出,我顺便被中心主任邀请参加了。我在北大虽然工作多年,由于身份低微,参加学校各单位组织的会议、活动很少,另外我也越来越不愿意去这类场合,主要是见不惯活动组织者的铺张以及对领导们的谄媚。但是如果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也确实不知道人家都搞到了什么程度。那天学生资助中心的活动是在勺园二号楼餐厅举行的,我进去后就被餐厅正中挂着的大横幅震惊了,横幅至少有20米长,上面写着衷心感谢许校长及学校对我们的关爱等字样。我以前确实没有在北大见过这么长的横幅,顿时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了。活动的主题是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但主角自然是许智宏,其中的一项议程是向许智宏献感恩贺卡。学生主持人以十分激动的口气念了贺词,我只记得说有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如何如何,其他的话我记不清了,总的印象是贺词写的极为煽情、肉麻,我确实有一种被“雷”到的感觉。当然许智宏一直是笑眯眯的站在台上听着并接受了贺卡。

 

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参加过学校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次筹资工作会议,会议是在京郊召开的。第一天上午许智宏到会并讲了话,我记得他说自己有一天没什么事,就到大觉寺去喝茶,知道了茶馆的老板是中文系的学生。许智宏的意思是说北大向校友筹资不要光盯着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人文类的毕业生也可能是有钱人。他的这个话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后来给北大捐赠手笔最大的校友,恐怕就要数中文系毕业的黄怒波了。大觉寺茶馆我此前和一位当老板的朋友去过一次,对我来说消费确实很贵,很羡慕许校长是既有钱又有闲的。那天讲完话后许智宏就离会了,我也没有再看见他,不过我从会议组织者那里听说许智宏当天晚上又回来唱歌了,而且还有人找来了学生艺术团的女生陪着唱,还说了有的中年女士开始也兴致勃勃地唱,后来感觉气氛不适合她们在场,就主动退了出去。

 

其实许智宏和年轻女性的交往校内早有不少议论。在办公楼上班的人都知道,经常会看到一些时尚、漂亮的年轻女子来找许校长。我在办公楼做过多年秘书,一般人来找领导都要先问一问,但只要是这些年轻女子来找,秘书却是问都不问的,她们可以直接进入许智宏的办公室。我还听说这些女子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有些是学生艺术团体的女生,有些是校办企业的人员,特别是有的校办企业老总经常让一些漂亮时尚的女子找许校长,她们出入于办公楼的身影引起了很多人的艳羡。还有一次我偶然听许智宏闲谈,他说自己喜欢做饭,有时候亲自买菜下厨,说这是他的一种放松方式。我知道许智宏家在上海,他自己在北京生活,偶尔做点喜欢吃的饭菜也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我却又听人说许智宏并不是自己做饭,而是会有一些女生到他的住所和他一起做饭、聚餐。我难辨其真假,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许智宏的放松方式又只能令人羡慕了。

 

许智宏出国访问、去外地出差的机会很多,我还听说他有时会指名带某些部门的年轻女士随同。在北大有些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女干部受到特殊待遇,乃至获得升迁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还传出“许校长好幼齿,周校长喜熟女”的说法。周校长对几位“熟女”的关照我有所耳闻,但是倒没有听说哪位女干部的升迁和许智宏有特别的关系,或许是需要他关照的人太多吧。不过我又听说有的比较漂亮的女生被选留到学校机关工作,似乎又和许智宏不无关系,当然这样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养眼的功效。

 

我有一次外出开会和一位其他学校的干部同屋,闲谈时听他说:你们许校长怎么看起来色眯眯的。我仔细想了想许智宏的神态,他平时总是满脸笑容,经常笑的眼睛眯起来,嘴角似乎也有点歪,给人的感觉是有些轻浮。我确实很看不惯,但又不能准确形容出来,经这位干部提醒,才算找到了一些感觉。有一次学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先到英杰交流中心安排会场。许智宏可能是刚在附近参加完其他活动,提前来了。提前到场还有几个负责摄影摄像的人,看见许智宏进来,其中的一位女士迎了上去。许智宏对其他人只是略表示意,但对这位长相比较普通,看上去也不很年轻的女士却非常热情,说了一句:哎呀,你来了!随即双手紧紧握住这位女士的两只手摇晃着,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正常的握手礼节,同时嘴张到最大程度地笑着。让我感到他的热情程度实在是有失身份,可能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另外有一次我参加了某个会议,倒没看见许智宏的表情,却看到一位女生遇见许智宏后非常激动,回来后连声说:我终于见到校长了,我终于见到校长了。又令我不禁想起刘震云小说《新兵连》里新兵看到军长的情景,我这个“老兵”只能在心里暗暗地觉得好笑。

 

我除了偶尔能当面见到许智宏之外,还经常会在北大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他。镜头前的许智宏似乎更让我有轻浮的感觉,他讲话时总是身子前倾,哈着腰,而且不断地左右来回晃。电视上看见他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也是晃悠悠、轻飘飘的感觉。姿态虽然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不过以许智宏的身份,又是在公共场合,应该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以前我每次见到丁石孙校长,他的身影总是挺拔的;陈岱孙先生90多岁时在校园里散步,我看到老人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笔直。但许智宏却从来没有让我有一种庄重、挺拔,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

 

许智宏是搞植物学研究的,是中科院院士,不过他是先当了中科院副院长,然后被评为院士的。虽然院士在中国是一种最高的学术头衔,不过熟悉中国大学、科研院所情况的人都知道,有行政职务的人往往更容易评上学术头衔。对许智宏的专业研究我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他在业界的地位,我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许智宏平时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北大校长任内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当校长后的头几年还兼任中科院副院长,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去全国各地参加各类活动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出国访问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常常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北大新闻网上对许智宏的行踪一般都有报道,我大体估算过,他每年不在学校的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在学校的时间又有多少是用于工作就不得而知了。

 

许智宏在北大当了整整9年校长,北大历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名义上担任校长的时间比他长,但他们实际主持校务的时间并不很长,他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实际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许智宏长达9年的校长任期里,我虽然多次听过他的讲话,但仔细地想一想,竟想不起一句让我觉得很受启发或者是很振奋人心的话,也没有见他办过一件比较得人心,能让人回味的事情。

 

许智宏在北大学生中确实有比较高的威望。他每次在学生中出现,都能获得热烈的掌声,甚至卸任后出席学生的活动,也总是能获得比现任校领导们更热烈的掌声。许智宏还以在新年晚会上演唱《老鼠爱大米》、《隐形的翅膀》等流行歌曲而受到学生们的热捧。我没有参加过此类场合,也不了解现在学生们的心态。我看过许智宏唱《隐形的翅膀》的视频,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唱小女生的歌曲,何况又五音不全、严重跑调,实在让人感到不伦不类,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认可。对此类现象我确实不大理解,我只能认为同过去相比,北大的学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了多年的应试教育,总体上他们大概已经被驯服了,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太复杂的事情,不知道北大校长曾经有过其他的形象,或许他们心目中的校长应该就是许智宏这样的。对学生们的幼稚我无话可说,不过许智宏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不是高屋建瓴地指导学生应该怎么做,告诉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而是以唱流行歌曲这些方式迎合、讨好学生,赢得一种廉价庸俗的赞扬和崇拜。于是被有些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还寄予期望的北大校长、学生,却是在一片的歌舞升平中互相欣赏、其乐融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概已经完全不知道北大传统为何物了。

 

许智宏9年的北大校长当得可谓有滋有味,听说他卸任时曾到学校的一些部门告别。我所在的统战部远离办公楼,又不是权力部门,他始终未曾踏进过一步。许智宏去了办公楼旁边的红一楼,到了组织部、宣传部、发展规划部等部门,但惟独没有去也在红一楼里的纪委,过其门而不入。听说时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丽梅为此颇为生气,原因据说是王丽梅曾受上级部门委托找许智宏了解过和他有牵连的事情,许智宏对此不满。其实北大纪委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查校级领导,更不会有意针对许智宏,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既然是来告别的,却连这一点顺水的人情都不愿做,此人的器量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许智宏卸任后我基本上没有再见过他,只是偶尔看到他出席活动或发表言论的报道。他卸任后倒是讲过几句真话,例如他说过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他说的只是些对中国高等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许智宏任校长的9年也是北大不断被各种“负面新闻”困扰,学校声誉急剧下跌的时期,虽然这种局面不是他个人能承担的。但他除了进行过一些无力的辩解之外,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问题的所在,更没有因此影响到他在北大的愉悦心情和多彩生活。他用足了北大校长这个身份带来的名气、地位、快乐、荣耀,即使他卸任之后,北大前任校长的光环仍然可以让他过的十分惬意,或许他还能继续惬意下去。

 

 

 

 

 

王德炳

 

 

 

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之前,王德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初北大和北医大合并,原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离,王德炳担任了合并后的北大党委书记。王德炳曾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北大的党委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显然是过渡性的,是出于北大和北医合并后的平衡而做的安排。我见过王德炳的次数不多,对他没有多少了解,总的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王德炳任职后不久就发生了邱庆枫事件。当时北大文科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到昌平校区,政治学系女生邱庆枫在从北大返回昌平的途中被人杀害。此案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应,学生要求为邱庆枫设灵堂、开追悼会并要求校方道歉,引发了校内群体性事件。此案迄今未破。上面对北大的要求历来是稳定压倒一切,北大受到的关注又远非北医可比。王德炳甫一到任就经历了这种局面,肯定会让他非常紧张。王德炳多次把自己做北大党委书记形容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足见这一事件及北大的敏感地位给他造成的压力。

 

王德炳的背景和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北大有多少举措和作为。他任职期间,凡是我经历的统战方面的工作,例如要推荐党外代表人士,要举办什么会议和活动,请示到王德炳那里,他一般都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只是强调一下要考虑到医学部。学校在2001年曾举行过全校统战工作会议,王德炳作为党委书记要做报告,他只是把统战部起草的报告稿念了一遍。对待其他事情,他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从王德炳本人的经历和北大、北医合并的背景看,他强调要考虑到医学部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王德炳的任职情况我了解的很少,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倒是刚刚宣布他卸任之后,我在勺园餐厅吃饭,听到他对周围人说卸任当天他就举行了家宴,庆祝他不当北大党委书记了。对于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党委书记一职,王德炳毫不恋栈,如同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其朴实、率真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王德炳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年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都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即将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王德炳卸任后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记录,他在会上说:现在大学校园内外商业气息太浓,大学应该安静下来,避免浮躁;农民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农民收入提高不了,就不能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自己回河南南阳老家看了看,在南阳农村很多小孩都上不了学,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很普遍;医德医风也是人文教育的问题,现在片面强调科技,对人文教育强调的不够,要注意协调好人文和科技的关系。要注意医学教育的质量,大学不能只强调扩招,要注意保证质量。过去教育部没有管过医学院校,现在医学院校基本上都与其他院校合并,由教育部统一领导,合并后怎么管理、医学教育怎么发展,需要切实重视、认真研究。

 

王德炳只参加过一次统战部的座谈会,但他谈的这些内容我认为都是比较实在、有针对性的,对教育、农民、医疗问题都非常关注。王德炳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医术我没有什么了解,他应该是一位有造诣的资深医生。王德炳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只有两年,他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由于北大和北医合并的需要,并非完全是本人所愿。他既没有时间充分进入角色,也没有深入了解北大的愿望,不大可能对北大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王德炳卸任之后就回人民医院行医了,他在北大没有做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但似乎也没有做什么让人非议的事情,他只能是一位力求平稳的过渡性的人物,也许他更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闵维方

 

 

 

闵维方是1980年代后期回国到北大工作的,之前他从北师大教育系本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作为归国留学人才被引进到北大的。那个年代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极少,北大也只有陈章良、闵维方、申丹等少数几个人。我第一次见到闵维方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期,他来北大后还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结束世行的工作后,闵维方曾到党委办公室和我们谈起过这段经历,我只记得他说在世行期间去了很多国家。

 

闵维方到北大三两年后就当上了教授、博导,并接替汪永铨任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1994年成为北大党委常委、校长助理,一年之后又当上了副校长。在他回国后的那几年里,基本上每一两年就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闵维方只是有归国留学人员的身份,就受到了校方的特别重视,得以步步高升。其实不光是社会上当时普遍迷信归国留学人员,我本人和周围很多人都有一种想当然的心态,我虽然对闵维方没有任何了解,仅仅知道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教育学,就想当然地认为他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可以为北大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方法,从而使北大的办学水平得到提升。我那些年还比较关心北大的发展,也知道北大和世界名校的差距,又认为闵维方是国外一流大学出来的。所以到1996年北大校长换届,虽然最后接替吴树青的是陈佳洱,不过在可能的接任人选中,我曾认为如果让闵维方出任校长或许更合适。估计当时和我有类似想法的人还不少。

 

闵维方虽然没有当上校长,但他在陈佳洱上任之前已经升任为常务副校长,主管人事、财务等项工作,他的热情和干劲都是很足的。其间最为人称道是他为北大筹到了一笔数额达几千万元的捐款,是当时北大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校办的秘书们对闵维方十分崇拜,将他这次筹资的过程说的很神奇,他不是向捐赠者讲北大怎么穷、怎么缺钱,而是强调了北大要如何发展,要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等等,以此打动了香港富豪何英杰先生的孙子及其女友。后来北大举办各种会议和国际活动的英杰交流中心大概就是用这笔资金建成的。我听了以后对闵维方也极为佩服,愈发坚定了之前对他的期待。那几年闵维方的名气、地位都上升的很快,一时风头甚健,其间我只是偶尔听校办的秘书说过他似乎有点狂傲。

 

不过到了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开始听到了一些对闵维方的其他看法:有人说调闵维方到学校工作时,前任高教所长汪永铨就不赞成,认为他能力不足。汪永铨曾当过北大的教务长,是个大胖子,讲话风趣幽默,是一位被公认为能力很强的干部;还有人说任彦申用了闵维方之后也感到后悔了,也是觉得他能力不行。我没有在闵维方身边工作过,对他没有实际的了解,无从判断这些评价是否准确。

 

1999年底我开始到党委统战部工作,闵维方的夫人周爽女士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周爽是一位很正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干部,她也比较通达,看人看事比较清楚。周爽不愿意因为闵维方的位置而被人关注,更不愿意别人通过她和闵维方产生瓜葛,处事非常低调。所以我和周爽之间虽然经常谈话,但是极少涉及到闵维方。我只记得闵维方任党委书记之后,周爽曾说过我还能不了解他吗?他也就是能干一些具体的事。闵维方上台后不久,因为北大名义上是由党委书记主管统战工作的,出于回避的考虑,周爽就调到校史馆当副馆长去了。在她调动工作的时候,周爽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不要对她有特殊的安排,也不要去那些待遇比较好、可能让人议论的地方,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不希望引人关注。

 

2002年春天,闵维方被任命为校党委书记,他在北大和北医合并后就担任了常务副书记,接替过渡性质的王德炳并不出人意料。闵维方刚上任时我对他比较关注,想看看他能给北大带来些什么?对于一位新的领导人来说,第一次正式讲话往往是很重要的,其水平、能力、风格一般都会从中有所体现。我没有直接听闵维方讲话,但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比较重要的讲话印发下来后,我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但内容却令我极为失望。作为主政后的首次正式讲话,应该多少有一些个人的风格和思路,但闵维方的讲话却完全是官样文章,主要内容就是“三个代表”。当时还任党委副书记的赵存生历来比较认真,听人说他对闵维方的讲话稿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是和报纸上的社论语言一句不差。我实在难以理解,闵维方面对全校的讲话,即使讲不出多少高屋建瓴的内容来,也不妨讲一些实话,哪怕从“三个代表”上引申出一些结合北大实际的内容也行,结果他竟然是全盘照抄了一大堆官话套话。此后闵维方的讲话我还看过一些,基本上都是这类官方语言,我也就没有兴趣继续关注了。

 

到了2003年春季,闵维方忽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文章认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的光荣使命,具体措施上则强调要把学科建设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置于突出的地位,学科建设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此外还罗列了北大科研经费的增长数字,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强调北大有一流的生源等等。最后展望说“到2005年,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全面的坚实基础。从2005年到2015年,再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全文除了官方式的语言、口号、决心之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内容。“迅跑”一词也实在过于俗陋,意思是说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迅速地跑过去,哪怕是用被用滥了的“前进”一词也稍好一些。按照闵维方的说法,2015年北大就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不知届时他是否敢说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好在他的继任者朱善璐又把这一时间点往后推了几年。

 

大概是为了“迅跑”,北大随即就推出了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全称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闵维方虽然公开讲话时照本宣科,不越雷池一步,但做事情倒很有些我行我素的强硬风格。这一方案的具体制定者是时任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但背后有闵维方的强力支持。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北大的教师以后要“非升即走”,就是说讲师如果升不上副教授,副教授升不上教授,就要主动离开北大,或者要被解聘。此外还对教师的提职申请进行了限制,如果两次申请晋升不到高一级职称,就不能再申请提职了;还提出北大以后一般不选留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教师都要具备用一门外语讲课的能力等等。为了强调改革的合理性,又提出北大是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所以要对那些“二流”的教师进行“改革”。

 

《方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凡是对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其不具备可行性。首先北大就不能保证教师职务晋升的公平公正,另外教师就是升不上去了,你能让他们往哪里走?恐怕这些被北大抛弃的人将会无路可走;用外语讲课的要求更是被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形容为“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北大学生到底是不是“一流”的还很难说,再说主要由那些“一流学生”转化过来的教师怎么就变成“二流”了?方案争议期间我乘车外出时听一位学校车队的司机说:一流学生、二流教师,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顿时让我有一针见血的感觉。北大的教师尽管在学校管理层的强势下逆来顺受惯了,但这项改革如果真的实行,将直接威胁到许多人的饭碗,一时群情激奋,提出了很多尖锐的反对意见,这也是北大教师群体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向校方表示了强烈抗议。我作为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和“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也接连写了《“改革”杂谈》、《“人才”浅议》、《讨论与争论》3篇评论,从侧面探讨“改革”之不可行。

 

但是在此期间闵维方的态度很坚决。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上看到他谈论北大的“改革”,口气很强硬,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节目中还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人猛唱高调,支持闵维方的“改革”,最后表态说如果他的学识和能力要是影响到北大建设高水平大学,他可以不拖北大后腿,会自动离开北大——只是这个人好像不是北大的。虽然闵维方态度强硬,但是在反对意见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改革”方案虎头蛇尾,最终做了很大退让,所谓“非升即走”,用外语讲课这些要求都不提了,只是保留了职称晋升只有两次机会等次要内容。此次“改革”之不得人心还在当年年底举行的北大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体现了出来:“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张维迎在校党委委员差额选举中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且其得票数大大低于倒数第二的落选者,还连累了另一位搞经济学的校长助理海闻没有当选。

 

由于地位的悬殊,我没有多少机会直接见到闵维方,只是偶尔能在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看到他。闵维方上任之初的风格和他推动“改革”一样,都是比较强硬的。记得有一次他对党外人士讲北大要办好,就需要扩大空间,外地一些大学有大面积的新校区,但北大没有。他甚至说只要能把某块地给北大,如果磕头管用,他可以给有关领导把头磕在地上。北大校园空间确实非常紧张,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的盲目扩张,不过北大办学的水平的高低和校园的大小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说就是想要某块地方,也不必用磕头的方式胁迫吧。在此类会议上,我也没有见过闵维方以诚恳的态度征求党外人士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一般都是自说自话,通报一些学校的情况和已经决定的事情。

 

闵维方搞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看起来是对北大的教师队伍不满意,要提高北大的师资质量,但是在对待真正的人才时,他的态度却又令人费解。大概在2004年前后,中文系教授裘锡圭离开北大去了复旦大学。裘锡圭是古文字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不过古文字学在中文系不被认为是主流学科,裘锡圭受到了一些冷遇,要求他到年龄就退休,其间裘锡圭和中文系负责人之间可能有些不愉快。复旦大学则求贤若渴,提出聘请裘锡圭做终身教授。裘锡圭和闵维方两家是蓝旗营小区的对门邻居,之前我听周爽说他们上中学的女儿向裘先生请教过古文,裘先生曾专门打电话叫她到家里进行过辅导。以闵维方的身份,如果能亲自登门拜访裘锡圭,同他深入交谈、诚恳沟通,应该是不难打消他离开北大的想法的;裘锡圭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代表人士,闵维方也完全可以从主管统战的角度出面做工作;在裘锡圭出走前后北大聘任了一批文科资深教授,实际上是北大的终身教授,以裘锡圭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成为文科资深教授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我听说许智宏曾找裘锡圭谈话表示过挽留之意,不过许智宏明显是在走过场,连裘锡圭从事什么研究都没有搞清楚,自然话不投机。尽管闵维方就住在裘锡圭对门,但我始终没听说他迈出过这一步,裘锡圭最终是带着他的弟子们出走复旦,北大的这一优势学科就此不复存在。

 

闵维方当了9年多党委书记,是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时间最长的。闵维方任职初期大概还是想做些事情的,似乎也比较自信,以为自己很行,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做其他事情,态度都比较坚决、强硬。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北大真正的问题、弊病之所在,只是针对一些次要的环节用力过猛,必然会遭到挫折。闵维方虽然是搞教育学出身的,又有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背景,不过他并没有按照教育的规律和国外一流大学的做法管理北大,而是继续沿着任彦申倡导的不断向体制“效忠”的道路上“迅跑”。但是同任彦申有自己的理论、策略不同,闵维方的做法则显得简单、生硬,其强硬的个人风格也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他任职的中后期,更是无所顾忌地维护他个人及其亲信们的权力、利益,终于使北大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在体制化、行政化、官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闵维方任职9年给北大留下了大量的负面资产,我认为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对于规则的无视和破坏。虽然北大的规则意识过去就不太强,但是在闵维方主政期间,北大领导层的规则意识几乎荡然无存,不讲规则成为了主要的规则。这一点在北大机构的设置,干部的任免、退休等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

 

在我的记忆里,以前北大任免干部,如果是党务工作干部,任命决定里会写上:经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任命某某为某职,或免去某某的某职;如果是行政机构干部,则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但是前些年我发现北大的干部任免决定一律改为: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某某为某职,或免去某某的某职。不管是党委常委会还是校长办公会,其组成人员总有一定的范围,而“学校”在这里是个什么概念我就不清楚了,总之肯定不包括普通教职工。所谓的“学校”我只能理解为学校的领导人,除了校级干部需要由上级任免之外,北大的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校长助理以及职能部门、各个院系,甚至是工会、团委的干部,都可以由无所不包的“学校”直接任免。至于“学校”这个概念的法定含义,其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从来没有人解释过。我不知道由“学校”任免干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确是我在闵维方任职期间发现的。

 

前几年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由于在院党委委员的选举中常务副院长落选(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由罗豪才挂名,常务副院长实际主持院务),其本人认为是有人操纵了选举。据说这位常务副院长在筹集某笔资金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是闵维方信任的干部。于是闵维方对学院党委的选举结果不予认可,要求学校纪委进行调查。纪委经过调查后得不出有人操纵的结论,闵维方大为不满,又让医学部纪委再次调查,还是得不出让他满意的结论。其间闵维方还指令将有关情况报给教育部、北京市委等上级部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本来就是自己地盘上的事,自己搞不定,莫非还要上级部门来做主?我曾在一次饭局上遇到北京市委的一位负责干部,他说闵维方把这件事情报上来,搞得他们也很为难。

 

大概在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选举一年半之后,到了2010年10月份,忽然有一天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了校党委文件:党委常委会同意政府管理学院党委选举结果,由王浦劬等7人组成新一届委员会,周志忍为书记,李海燕为副书记;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小时,公告栏上又发布了另一份党委文件: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李国平等4人为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委员、副书记,免去李海燕的副书记、委员职务。书面文件我手头都有保存,前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14日,后一份则为10月26日,前后相差一个多月,但确实是同一天在学校公告栏里发布的。而“学校研究决定”任命的4位副书记,没有1位是选举出来的7名委员会成员。我不需要对此进行更多解释,院党委选举的结果可以长时间置之不理,副书记的职数可以从1位一下子增加到4位。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的案例,实在是这个案例很典型地体现了闵维方时期干部任免的特点:没有任何规则可言,一切凭主要领导人的意愿,不管是制度的规定还是选举的结果,在当权者面前一概无效。

 

不仅中层干部的任用如此随意,闵维方时期北大校级干部的安排也经常令人不解。大约2005年左右,林钧敬因年龄过线不担任副校长了,被派到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任主要负责人,并由现任的副校长海闻做他的副手。以在任的副校长辅佐卸任的副校长,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有些奇怪。过了大概三两年,我偶然在办公楼门口碰见林钧敬,问他是否还在深圳干?他说不干了。我想当然地说那你是退休了,林钧敬笑而不语。后来我才听说他不仅没有退,而是以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回来参加领导班子工作的。我不禁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好笑,笑自己只有惯性思维,没想到人家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闵维方曾长期主管北大的财务,对财务工作尤其重视。前任财务部长到退休年龄卸任了,我甚至已经在退休人员名单上看到过她的名字。但是此后不久,主管财务的副校长陈文申到中央党校学习,前财务部长不仅恢复为在职人员,而且被任命为代理副校长主管财务。陈文申回校一段时间后又到驻加拿大使馆任职,前财务部长再次被任命为代理副校长。我没有在北大历史上见过代理副校长这个职位,也没有注意是教育部任命的还是“学校研究决定”的。我相信她有财务方面的专长,也是闵维方非常信任的人,如果以退休人员身份聘为学校的财务顾问,相信她也一定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不明白闵维方为什么要如此打破常规。

 

对于自己信任的干部,闵维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使用,但是对于不是嫡系的干部,免去职务时也可以突然袭击、不走程序,即使校级干部也不能幸免。前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丽梅曾亲口告诉过我,她卸任时没有任何人和她谈话、打招呼,直接就宣布免去了她的职务。校级干部尚且如此,其他干部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王丽梅虽然不明不白地离职,但是北大退下来的校级干部乃至一些中层干部却享受到了几乎是终身制的待遇,至少从2000年之后卸任的校级领导,没有哪一位是办了退休手续的。到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卸任的老领导们,多半快70岁了,有的已经超过70岁了,仍然都是学校的在职人员,拿着我不知道具体数额的津贴,享受着远远超过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一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中层干部也因“工作需要”保留为在职人员,只是到了闵维方卸任之后的2012年才退下来几个,而一般的教授、博导最多到63岁就退休了。我曾和一位前高层领导的秘书谈及北大干部的退休状况,他也不禁大为惊奇,说你们的处级干部“比正部级还厉害”。官场上还有基本的规则,就是正部级官员到了65岁也是要卸任的,而闵维方时期的北大却形成了“超衙门化”状态,干部的任免、退休完全无章可循。

 

 

 

以我作为旁观者的角度,我认为闵维方做北大的一把手实在是很不称职的,他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和北大全局的能力,只是他在财务方面还有些专长。2008年底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筹资工作会议,闵维方做了一个财务工资报告,虽然他讲的有些长,但还算比较实在,是我听他的报告中最有内容的一次。据说香港的一些大老板也比较认可闵维方,如果他一直做负责财务的副校长,专心于北大的筹资、财务管理,或许会得到不错的评价,哪怕他去教育部做主管财务的副部长也行。但不幸的是闵维方却成为了北大的主要负责人,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不仅是北大的不幸,恐怕也是闵维方个人的不幸。

 

也是在那次筹资工作会上,闵维方做完报告后出来。我看他向我这边走过来,看样子是要和我说话。此前因为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吴志攀、杨河两位副书记都和我谈过话。闵维方果然走到我身边,而且把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和我抚肩而谈,还是表示说要对我进行安排。我只能表示感谢领导的关心。此后不久我又看到闵维方的秘书过来和他说话,也是搂着他的肩膀说的,当然这位秘书是男的。我想闵维方和他信任、喜欢的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的方式已经不足以表达其密切程度,在对这些干部的安排使用上,闵维方几乎是毫无顾虑的,其中一位女干部在他的关照下步步高升,更是早就在校内引起了纷纷议论。

 

虽然我有幸得到了闵维方“抚肩”的待遇,但至多不过是一种安抚,如果他刻意要对我进行安排,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在闵维方当政时期,北大的机构设置、干部职数急剧膨胀,1999年精简机构所撤销的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及职能部门几乎全部恢复,校长助理更是增加到10人左右,又增设了校友工作办公室、国内合作办公室、督查室等一批正处级行政部门。很多部门设置了常务副职,待遇相当于正职,一般副职更是想设几个就设几个,前面所说的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由1个增加到4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总之只要是闵维方或其他有实权的校领导想安排的人,都可以因“工作需要”,没有位置的可以设立位置,没有机构的可以增设机构,一切皆有可能。虽然任用这些干部需要通过“学校”,但是考虑到北大有的校级领导对其主管部门的干部调整常常都不知情,我只能认为北大的干部任免完全在闵维方等极少数人的掌控之中。他卸任前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大批地安排任用干部,多次让我产生“加官进爵真忙”的感慨。

 

到了闵维方任职后期,除了大批安排干部之外,他对于北大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算和信心了,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待一天是一天。北大的党代会从2003年开过后就没有再开了,好几次说要开但又没有了下文。我听到和观察到的都是学校内很多人已经对闵维方难以忍受,听说在一批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聚会的场合里,有人问党代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北大召开新一届党代会,必然关系到闵维方的去留。但是没人能回答党代会什么时候开,有人甚至掩饰不住地大为失望。我甚至还听到从更高层的人物那里传出来的说法,对如何撤换闵维方也是大感头疼。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8月,终于由朱善璐接替了闵维方的职务,闵维方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闵维方卸任后不久我在勺园餐厅见过他,我和同事看到闵维方走进来,先是坐在餐厅的另一角,后来又被服务员领到临近我们的餐桌坐下。他没有表露要和我们说话的意思,我们只好和他简单地打了一下招呼,然后他独自用餐,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人上前和他说话。我知道闵维方的听力不好,和人谈话有困难,但是作为在北大主政近十年的主要负责人,刚刚下台出现在公开场合,就让人产生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如果不了解北大的内情,估计没有人相信此前不久他还是这个地方的头号人物。

 

 

 

闵维方是从一名矿工走到北大党委书记位置的,我无意否认他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我相信他是爱国的,在他出国留学的那个年代,主动回国的留学生极少,但是他回来了,虽然这一选择也是他后来得到提拔重用的关键因素。我还听周爽说他们的女儿是闵维方留学期间出生的,其间周爽曾赴美探亲,他们可以像许多留学人员一样把孩子生在国外,但周爽说他们根本没有过这种考虑,她在孩子出生前就结束探亲回国了。我也相信闵维方是希望把北大办好的,他对待工作是非常投入的。但是作为北大的主政者,需要有把握社会大趋势和北大发展方向的能力。我听到对许智宏的个人评价中总有一句“他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许智宏、闵维方距离这些标准都过于遥远,但是作为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实应该具备政治家、教育家的素质和能力。

 

闵维方虽然是学教育学的,但是除了强硬推行不切实际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外,他没有在教育问题上提出过任何有针对性的主张和举措。如果闵维方懂一些政治,他可以充分利用北大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到更多的个人话语权和北大的办学自主权。但是闵维方却只会对体制内那些僵化的语言照本宣科,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已令人厌恶,徒然增加了人们对北大和他本人的反感。如果闵维方能认识到北大的问题所在,对各类官僚机构有所抵制,对北大自身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有所纠正,是不难获得较高威望的。但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行政化、官僚化那一套严重背离教育规律,严重阻碍大学进步的东西趋之若鹜、发扬光大,终于使北大彻底地变成了一所官场风气无处不在的衙门。尽管北大走到这一步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在闵维方时期却是使这一趋势走到了极致,他对此应该负重要的责任。

 

闵维方虽然卸任了,但是他为北大留下了不少负面资产。在他任职期间,北大的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规则意识荡然无存,利益阶层几乎把持了学校的所有领域。即使北大今后的领导人想要有所作为,也将会遇到规章制度破坏殆尽、利益阶层难以触动的困难局面。如果闵维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并在他熟悉的专业领域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或者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教育体制乃至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主张,或许还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取得一些人们的谅解。但是他在北大留下的强硬、专断的个人风格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成为北大历史上沉重的负担。

 

吴志攀

 

 

 

吴志攀当上校长助理、副校长之前,我已经离开了办公楼,我对他是只知其人,知道他当过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了解。2002年底我申报教育管理研究员职称,吴志攀是评审组组长,当然我最终没有通过小组评审。我以为吴志攀对我没有任何印象,不过就在职称申报期间,他曾私下对我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他指的是我在北大校报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吴志攀看过,大概在我的申报材料里知道了那些文章是我写的,所以才有了上面的评价。此后我和吴志攀总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偶尔遇到时他会打一下招呼,或者问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

 

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吴志攀兼任了校党委副书记,随后又成为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组织、干部工作。我那几年对学校的状况极为失望,另外我虽然在机关里资格较老,但一直没有任何安排,大批比我年轻的多的干部早就纷纷上位,我已经完全边缘化了。或许是当时还有些看不开,有些怨气,也有些清高吧,总之我对学校的事情,特别是对学校领导层的情况不闻不问,当然对吴志攀也没有任何接近、了解的愿望。

 

到了2008年底,学校突然调整了统战部的干部,调校团委副书记张小萌任统战部副部长。此前我们从学校组织人事部门了解到的信息是:统战部的编制为3人,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不设内部机构。统战部已有卢咸池部长、付新副部长和我3个人,张小萌来了以后就变成一正二副,编制也增加到4人。当然此事和张小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她只是被安排来的,而且她已经是副处级的校团委副书记,到统战部属于平级换岗。不过统战部一正一副、三个编制的说法却没有人再提了。我估计是领导们在通过张小萌的任命时,可能有人提出我干了那么多年了,还没有任何安排,有的领导忽然觉得这还是个事,应该向我做一些解释安抚。当时分管统战工作的是杨河副书记。闵维方时期北大的干部任免有个特点,就是主管领导对其分管部门的干部调整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甚至根本就不知情,由闵维方等几个主要领导就拍板决定了。我估计杨河对统战部的这次干部调整也不知情,他或许会表示如果要找我谈话,也应该由分管干部工作的吴志攀谈。

 

不知道领导们是怎么考虑的,总之我接到了吴志攀亲自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有时间?能否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接到电话就估计和统战部的干部调整有关。吴志攀话说的很客气,我却觉得有些多余,他是主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书记,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干部,何况至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校领导和我正式谈过话了——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否则我没有必要拒绝吴志攀的谈话要求。到了吴志攀的办公室,我看到桌子上、沙发上、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房间本来就不大,更感到没有落足之地。吴志攀大概也觉得屋里太挤,就领我到了办公楼202会议室,他平时说话声音就不大,这时候可能更觉得不好开口,口嗫嚅而不能言。我看吴志攀为难的样子,就主动说这件事情我早就听说了,我不会在意的,也无所谓什么一官半职的。既然已经说开了,吴志攀也显得轻松了一些,又表示说以后可以安排我做统战部的副部长。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北大的干部运作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讲任何规则的程度,觉得他这样的许愿不太现实,统战部已经有两个副部长了,怎么能再随意增加呢?就再次表态说我不会介意这些事。吴志攀又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文章没有,并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把文章都发给他,然后如释重负地结束了和我的谈话。我没有看时间,但估计谈话过程不超过10分钟。

 

之后我就将一些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吴志攀了,同时附了一封短信。此前我看过吴志攀的一篇散文和一篇评论,觉得都写的很好,散文很有文采也很有意境,评论的观点非常鲜明、有说服力。我在附信中对吴志攀的文章进行了比较高的评价。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对我的文章也表示了肯定,并说他一直是喜欢文学的,写这类文章是为了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也是在2008年底,应该是吴志攀和我谈话后不久,忽然听说季老收藏的字画被人盗卖,一时间各种传闻沸沸扬扬。此前在301医院负责照顾季老的秘书是吴志攀的夫人杨锐女士,听说季老不让杨锐做秘书了,甚至有传言说她是监守自盗,还有传言说杨锐对季老不好。我迄今没有见过杨锐女士,不过以吴志攀的身份和为人,我不相信他的夫人会做什么对不起季老的事情,季老听信谗言、被人利用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季老字画事件还有什么复杂的背景,是否有人借此针对吴志攀我就不清楚了。据说杨锐女士为此受了很大委屈,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吴志攀也说过有什么事冲我来呀,为什么要整我妻子的话,但是一直没听说他有实际的行动。

 

到了2010年初,闵维方忽然在一次学校干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的决定,免去吴志攀党委常务副书记的职务,改任常务副校长。原因据说是吴志攀担任了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符合干部任职的有关规定。虽然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是平级的,但谁都明白吴志攀的地位下降了。尽管有关干部任职的规定很多,但认真执行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我不了解有关规定,不过也听人说担任独立董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就算是吴志攀违规了,都是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他又可以当常务副校长?这样处理明显有排挤吴志攀的意思。如果他能够拍案而起,表示说老子不干了,哪怕再去多做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专心于学术研究,搞他喜欢的文学创作,倒也不难博得人们的佩服。但是我没有听说吴志攀有任何表示,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常务副校长了。

 

吴志攀虽然主管过好几年干部工作,他改任常务副校长以后,他所主管的离退休工作部增加了一位副部长,据说他事先毫不知情。后来离退休工作部部长也进行了调整,此时校党委书记已经由闵维方换成了朱善璐,但还是没有人征求吴志攀的意见。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吴志攀看到原部长在收拾办公桌,就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要给新部长腾地方,他才知道部长已经换人了。

 

几年前我有一次见到吴志攀,我也是有意想看看他的反应,就问他答应过我的事怎么样了?我指的是他答应我做统战部副部长的事情。吴志攀先是一脸茫然,经我提醒后表示一定尽力去办。过了些日子,吴志攀遇见我后问我的事情解决了没有?我不禁觉得好笑,就说你是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我的事情解决没解决你应该先知道呀,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到了我写这本书期间,我再次碰见吴志攀时他还问事情解决了没有?并表示他还要去说。我只好说不用再说了,再说就没意思了。吴志攀又立即表示“我和晓黎说”。张晓黎是现任的统战部长,即使吴志攀要兑现诺言,他应该和党委书记,或者是主管干部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起码也得和组织部长说。他作为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尚且对学校的干部任用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何况只是中层干部的统战部长了。我想吴志攀也不是故意推脱,而是他说话根本就没有分量,他可能也没有向那些人提出要求的勇气。

 

2013年暑假前首次召开了肖家河教师住宅售房工作小组会议,因为主管后勤的副校长鞠传进调到教育部工作,不知道学校是怎么考虑的,让吴志攀接替鞠传进管后勤并兼任售房工作小组组长,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肖家河教师住宅项目启动已有十多年了,北大教职工期盼已久,但迄今未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吴志攀大概是平时开会开怕了,又要应付差事,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说今天要开个短会。我听了房管部门的介绍,感到这是一项关系到数千名教职工,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分配,需要进行充分讨论、协商的大事。于是当场提出肖家河项目不是开短会能够解决的,而是应该开长会,要经常开会,哪怕在会上吵架也行,让各方面的诉求充分表达出来。听了我的发言,吴志攀似乎也意识到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又表示收回他的意见。我估计吴志攀是临时被安排负责后勤的,但是肖家河项目毕竟牵涉面广,教职工的关切度极高。就是对待如此重要的事情,他也只是敷衍的态度。会议结束后我和吴志攀一起往外走,他说还要去参加什么会。我说那些无关紧要的会你没必要都参加,但肖家河的事情应该高度重视起来。吴志攀却表示说不敢不去呀,随后匆匆赶往下一个会场。

 

我和吴志攀的接触很少,基本上就是上面说的这几件事。吴志攀在专业领域应该是有造诣的,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法学家,文笔也很好,他的散文不失为上乘之作。听说吴志攀还会写诗,画画也不错,是很有些才气的。吴志攀几年前出版过《闻道与问道》一书,其中有他对北大一批著名学者的认识和感悟,以及对许多教育问题的见解,很多观点都体现了他对公平正义,对教育改革,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通过他对我的文章的评价,我知道他对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是肯定和赞同的。吴志攀长期处在北大三、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是完全有机会、有条件表达他的意见,提出他的主张,从而影响学校的决策,哪怕只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也行。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他甘愿同流合污,我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偏偏他私下里又表现出一些洁身自好之处,似乎他是另有所求的。实际上吴志攀的这种姿态,只能让他在北大领导层中充当花瓶的角色,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真让他负责肖家河项目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他又明显敷衍了事。甚至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也没有任何抗议,而是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或许他这样做是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对于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的人,还能指望他在别的事情上挺身而出、维护公道吗?

 

李锐曾评价胡乔木是“骨头有些软”,不过胡乔木的软恐怕主要表现在对上,而吴志攀则不仅对上软,对下也同样如此。我听说他任常务副书记时有一位中层干部到退休年龄了,他叮嘱组织部门过半年办退休手续,组织部门怕不好办,拖到了一年后再办。结果这个干部找吴志攀一闹,他马上就改口说不退了。我以前不愿意接触学校领导,主要还是有些怨气,不过对他们多少还有些敬畏。自从吴志攀和我谈话之后,闵维方等领导也对我表示了安抚之意,反倒让我一下子看清了他们虽然表面上为所欲为,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底气。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对我不予理睬,即使我主动去找也可以打打官腔。

 

前两年网络上突然传出吴志攀的一条微博,是针对社会上屡屡出现的老人摔倒了没人扶现象的。吴志攀写到: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被网友评价为是一条相当硬气的 “撑腰体”微博,也有网友怀疑其真实性,据核实确实是吴志攀发的。吴志攀或许是平时软弱惯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偶然对一种小概率事件表现了硬气的一面,其实他只需要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表现出一点硬气来,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应该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氛围》的评论,主要就是针对吴志攀这类人的。有一次我在办公楼门口遇到吴志攀,他又问我写了什么文章没有?我说很久没有写了,写了也没有用。吴志攀连说有用有用,就走进去了。我明显针对他的文章对他都没有用,不知他说的有用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认为吴志攀有点像三国时的刘表,“善善恶恶”,也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不过当我看到《资治通鉴》上东汉桓帝时杜密对刘胜的评价,觉得把吴志攀比作刘表还是有些抬举他了。杜密评价说“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实在是极为精确地刻画出了吴志攀这类官员的形象。北大之所以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是也和领导班子中有一些吴志攀这样的人关系很大。正是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尸位素餐,“自同寒蝉”,从而使任何荒唐的决策都可以在北大畅行无阻,他们也将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

 

 

 

张 彦

 

我认识张彦是他当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的家庭遇到了变故,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曾帮他安排过家事,其间张彦来过朱善璐的办公室。张彦比我小六七岁,是哲学系1988级的本科生。虽然参加工作比较晚,他的仕途却十分顺利,从哲学系出来后,先后当过招生办公室主任,校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到了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张彦则更上层楼,当上了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他只有34岁。张彦从考入北大到成为校级领导,前后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

 

我和张彦的直接接触很少,我们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毕竟在党委办公室呆过,所以张彦见了我一般会打一下招呼。大概在2004年前后,我有两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社编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转载了。张彦碰见我时说他看到了,还说我讲的“是那么个理儿”,他是黑龙江人,说话有一点东北口音。

 

张彦做副书记的头几年里,有一次学生资助中心在勺园举办家庭困难学生的活动,许智宏、张彦都参加了,我在《许智宏》一文里已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其实学生们也给张彦献了感恩贺卡,并要念上面的贺词,张彦制止了。我当时正为献给许智宏的谀辞大感肉麻,所以对张彦的制止行为还有几分好感,不过从张彦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他当时的做法可能只是为了不抢许智宏的风头。

 

大概是因为我能写几篇文章,张彦见到我时还有几分客气。有一次我在艺园餐厅和几个朋友吃饭,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回头一看,是张彦带着一帮学工口干部从包间走出来了。张彦停下来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两个女干部一左一右地趋奉着站在他身边,斜弯着身子做出随时准备搀扶的样子,和张彦大约只有半步距离,感觉上再近一些会显得太亲密,再远一些又不足以显现她们对领导的关切,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后面跟着的才是学工部长、团委书记等一批干部。此前我虽然见过张彦的做派,但这次看到他众星捧月的阵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了几句话之后,张彦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两只手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在学工干部们的簇拥下派头十足地走出去了。

 

张彦除了主管学生工作之外,还主管学校的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于我所在的统战部人员很少,学校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会议一般都是我去参加的。这类会议开得还比较频繁,大概每三个月就要召开一次,一般都是由保卫部长安国江主持的。安国江是部队转业干部,我印象中人还比较朴实,但是一到召开安全保卫会议,我感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吹捧张彦。每次宣布张彦讲话前,安国江总要说:“下面请张彦书记为我们做重要指示”,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张彦慢条斯理地做“重要指示”;有一次在稻香湖酒店开保卫工作研讨会,张彦头一天还没有到会,但安国江提前告诉我们说,明天张彦书记会来给我们“揭示保卫工作的真谛”。第二天张彦讲完话后会场休息,那天天气比较寒冷,我看见他身边至少跟着四五个人,有给他拿着外套的,有拎着皮包的,也有空着手侍立在旁边的;还有一次在外研社培训中心开会,安国江又事先告诉我们说“张彦书记最近对保卫工作又有许多新的思考”。在安国江等人的吹捧下,张彦每次讲话都是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讲起话来拿腔拿调、派头十足。我有时候听一些领导讲话,特别是听一些比较年轻的领导讲话,往往对自己的智商感到怀疑,因为这些领导经常会用一种开导式的语气给我们讲一些浅显的道理,听张彦讲话有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张彦近几年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先是2010年兼任了副校长,2011年又在和另一位党委副书记于鸿君的竞争中胜出,当上了校党委的常务副书记,成为了仅次于党委书记、校长之后的北大第三号人物。学校的两办、学工口等部门称呼张彦时,规范的提法都是“张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而不会称“张副书记”或“张副校长”,否则就和其他副职没有区别了。近两年我曾有两次替统战部长参加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会议,安全保卫会上的张彦已让我难以接受,但是和他在“一线小组”会上的表现相比,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下,北大有“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校长兼任;在“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之下,又成立了“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组长自然由张彦出任。“一线小组”成员是由保卫部、学工部、团委、宣传部、统战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张彦是最高领导。我这些年极少参加学校的会议,偶尔参加过几次,感觉北大的会议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管开什么会,谁是这个会上的最高领导,基本上整个会议就成为这位领导的个人表演。朱善璐是如此,张彦也是如此。

 

在这个所谓“一线小组”的会议上,我看到张彦是摆足了派头的,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发号施令。保卫部长安国江一向以吹捧张彦为能事,虽然他年龄比张彦大了十多岁,但张彦却是毫不客气,一口一个“老安”要如何如何的话,安国江则一直十分认真地记录着“张彦书记的重要指示”;张彦对学工口的干部,更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口气;2012年叶静漪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并接替张彦主管学生工作,她虽然比张彦大了六七岁,但在张彦面前却完全像一个小学生。我参加过的两次“一线小组”会都是有关学生工作的,第一次会上因为叶静漪刚接手,张彦就以一种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叶静漪说:这次(学生工作的事)还是由我替你说,下次就该你说了,我让你说你就说。叶静漪则十分乖巧地不断点头称是。

 

我参加的头一次“一线小组”会议上,谈到了部分学生对食堂的拥挤状态有意见,在校园网上发了不少帖子表示不满。其实北大食堂拥挤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数量增长太快,加上教职工以及大量的聘任、进修人员也需要就餐,食堂面积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所致。有一位学工干部提出让聘任、进修等非北大正式人员推迟就餐。只要稍加考虑,这个建议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难道北大的食堂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要让一些人饿着肚子等饭吃?但是张彦却说我们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学生,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起这个事情来;我参加另一次“一线小组”会议时临近放寒假了,会上讨论起寒假安全问题。此前由于邹恒甫微博事件,北大的名誉受到了很大影响。邹恒甫微博指责了北大一些院长、教授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此类事情在北大绝非不存在。于是张彦强调假期对学生宿舍要严格管理,要坚决禁止男女生同居,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不能又成为北大的负面新闻。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北大的院长、教授们的下半身自然要管,学生里即使有人管不住,似乎也不会对北大的声誉产生多大影响。30年前项子明就对学生的此类行为网开一面,张彦上纲上线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参加的两次“一线小组”会议都只好提前离场,倒不光是觉得讨论的事情比较好笑,主要还是看不惯张彦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用他们东北话说就是太“嘚瑟”了。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级别很高的领导我还是见过一些的,就是当今最高层的领导人中,在他们比现在的张彦更年轻、职务更高的时候,我也是见过几位的,但没有见过像张彦这样的。恐怕只有内心极度膨胀的人,才会有他那样的表现。

 

我虽然在北大30多年了,但对于北大的许多现状还是有些孤陋寡闻,我在近一两年才听到了所谓“标配”的说法:这些年北大的毕业生能留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基本上都有家庭背景,多半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如果其家长是司局级干部,就可以称之为“标配”,即标准的配置;如果其家长职位高于司局级,就称之为“高配”;如果是低于司局级的,自然就是“低配”了。一般的平民子弟已经没有多少留校工作的机会,一些权贵子弟更可以在权力的庇护下一路畅通,他们可以被保送进北大,保送读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进而很快获得提拔,“保送、保研、保留、保提”一条龙服务。张彦作为长期主管北大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实权人物,我不敢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操作的,但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和张彦都没有关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前几年两个经济学院官员子弟保研的事情就牵涉到张彦,一时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目前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中,朱善璐、张彦都是黑龙江小地方出来的,没听说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如果他们是近些年的毕业生,基本上不会有留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但也正是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北大已经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张彦在北大干部的选留、提拔、使用、安排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我这个局外人能说的清楚的,但却是很多相关人员都明白的。

 

在北大目前的领导层中,我认为张彦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曾听他讲过北大的校园管理,认为北大的管理应该体现出文化,不失为有针对性的见解。张彦以34岁的年龄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难免有些年轻得志,特别是他任党委副书记以后的这些年,正是北大彻底走向官僚化体制的时期。作为一位年轻又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张彦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过度吹捧,如果他政治上比较清醒,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应该对这些吹捧保持一定的警觉,对权力、利益的运作保持一定的分寸。但我看到的张彦却是完全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行、做派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惯了。他大概和朱善璐一样生活在梦境里,如果不能及时从梦中醒来,恐怕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河

 

 

 

杨河是2001年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此前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不过我不认识他。杨河到组织部以后我才见过他,我看他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以为他岁数比较大,其实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此后我也只是偶然在一些场合见过他,他2005年底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位居张彦之后,随后开始分管统战工作。

 

2006年前后中文系的孟二冬教授被作为模范教师代表进行了广泛宣传,北大校报在2006年3月出过一期介绍孟二冬先进事迹的专刊,校报的编辑让我为专刊写一篇评论。我对宣传孟二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就写了一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的一千来字的评论。杨河作为党委副书记还分管宣传工作,每期校报的清样都要报给他审查。也是在2006年初,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教授因癌症去世了,王选去世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王选的成就和影响力都很大,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部门组织了一个王选事迹报告团,准备在全国各地宣讲王选的先进事迹。因为王选的主要贡献是在北大完成的,有关的报告稿自然就要由杨河牵头负责了。方正公司此前已经起草了一份王选主要事迹的报告稿,但没有得到认可,于是杨河点名让我负责撰写主报告稿。他对我说看了我关于孟二冬的评论,觉得写的还可以,所以考虑让我撰写。

 

我接受任务时离预定的报告会时间已经很近了,就在对材料没有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匆忙动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两三稿。其间杨河曾对我提过具体建议,例如他提出可以参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方法,让我很受启发。报告团一共准备了4份报告,杨河数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统稿,有时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亲自动手在电脑上修改文字,还先后两次和我们一起去教育部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虽然我对自己写的报告稿不很满意,但总算是完成了杨河交代的任务。

 

北大的统战工作按说是由党委书记主管的,杨河只是协助书记分管。但实际上闵维方对统战工作基本不管,也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只有一次接受党建工作检查时陪检查组来过,平时的各项事务都是杨河主抓的。我觉得杨河对统战工作是比较上心的,经常会主动来统战部。北大一般每年召开两三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如果是闵维方、许智宏等人参加,只会泛泛地通报一下学校的事情,也不留多少时间让党外人士发表意见。统战部每年也要召开几次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杨河一般都会参加,他对学校情况介绍的比较全面、具体,对一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会主动进行通报,例如有一次他对季老文物纠纷的情况就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各党派负责人对杨河的到会是比较欢迎的,北大的民主党派在学校没有任何权力,闵维方、许智宏等主要领导参加相关会议往往只是走形式,杨河的态度则体现了一种对他们的尊重。

 

杨河在有关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常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能讲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例如有一次他对党员干部讲统战工作方法,提出要做到“明、诚、稳、细、和”,意思是说对统战工作要做明白人,要真心诚意,要稳妥、稳当,要讲求“润物细无声”,要宽容、和谐。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恐怕是提炼不出来的。对党外人士希望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工作的愿望,杨河提出一方面学校应该提供这样的平台,另一方面党外人士自己也要积极争取机会。诸如此类的讲话还有不少,虽然不敢说有多大突破,但大都比较实在。

 

杨河对我及其他同事也是关心的。2008年底学校调整了统战部的干部,大概是怕我有想法,吴志攀找我谈了话。过了几天,杨河又亲自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谈话,态度非常诚恳,当时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外地生活,他对我的家庭情况也表示了关切。我对谋求一官半职早就没有了兴趣,这时候也知道了杨河在干部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体谅他的苦衷,对他的细心周到表示了感谢。付新以前是北大校医院的党委书记,为人处事很正直、能坚持原则,结果受到了排挤,从正处职的院党委书记安排到统战部做副部长。付新2010年下半年发现患了乳腺癌,杨河知道后非常重视,会同医学部有关负责人一起到北大肿瘤医院,对付新的治疗问题进行了妥善安排。

 

虽然杨河在学校领导层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权限内对我给予了很大支持。我前些年一直在北大校报上零零散散写一些评论,虽然主要是一些批评意见,但口气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到了2008年之后,我对学校的状况愈来愈难以忍受,再写此类评论时明显加大了力度,有的文章直接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批评。2009年底我写了一篇《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的评论,将近4000字,其中有不少文字是比较尖锐的。校报的编辑看后觉得内容太敏感,担心杨河不同意发。我说你们不妨先拿去试试,结果清样送去审查后杨河未表示任何反对,文章一字不改地得以顺利发表。此后我又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杨河都顺利地放行了。其间我没有和杨河进行任何沟通,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过,但他是以默许的态度对我给予了支持。

 

2011年初统战部部长进行了更替,杨河曾透露过对这次更替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此前宣传部任命了两位副部长,我听宣传部的人说他也是不知情的。主管领导过问不了主管部门的干部任免,这是闵维方时期北大干部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杨河有比较软的一面,不能据理力争,但是设身处地从他的处境考虑,确实也有独木难支、比较为难的地方。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不好对他有更多的苛求。在新任统战部长在场的某次会议上,杨河除了对新旧两位统战部长进行了充分肯定之外,还对我做了比较高的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力挺”。我明白他是为了让我在新的环境里有比较宽松的空间。

 

2011年年中在杨河等人的争取下,组织部门算是给我安排了一个正科职的位置,距离首次有人提出给我解决正科级待遇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据说还是非正常操作的,因为统战部按规定是不设内部机构的,尽管其他部门经常可以“因工作需要”任意设置岗位。我当然也没必要拒绝,起码可以增加一些我不知道具体数额的津贴。这时候我对北大的干部运作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觉得实在没必要为此自寻烦恼,不过杨河还是力图让我更进一步的。朱善璐上任后事必躬亲,倒是能主动参加统战口的活动。2011年底我们举办统战系统新年联欢会,杨河陪同朱善璐一起参加了。我在台上主持联欢会的过程中,杨河在台下又向朱善璐说明了我的情况,并且随即就将朱善璐的表态告诉了我。过了几天,朱善璐专程来统战部,又当场表示要将我的事情在学校领导层里讲一下。我感到奇怪的是北大的干部部门对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从来是坚决贯彻的,甚至不需要领导人主动发话,为什么在我的事情上多位领导都表了态,但就是没有人落实。当然他们大概是很不愿意给我安排位置的,他们也会揣摩主要领导人未必真想解决我的问题,不过杨河对我的支持一直是真诚的、实在的。

 

2012年6月北大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杨河这年58岁了,没有再进入新一届党委,不过他随后出任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级别也从副局级提升为正局级。在北大近些年来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杨河是一位比较难得的有正义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作风上又比较朴实、正派的干部。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杨河确实很难发挥作用,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一位能让人尊敬和信任的学校领导。

 

 

(又名《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

作者:谢宁(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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